马建红

上世纪20年代初期，印度著名诗人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他的访华曾引发一连串的轰动效应，许多大学邀请他去开讲座、作报告。他当时留下的那些影像，也使我们有幸一睹彼时人文社科学界之风云人物。学界在“星聚”的喧嚣过后，留影之外，还给后学留下许多值得追忆或进一步思考的话题。比方说，泰戈尔在1924年的中国之行中，就曾与梁漱溟先生有过一次交流，这绝对算是大师级别的对谈。

梁漱溟先生在一篇谈道德为人生艺术的文章中，忆起与泰戈尔的一段谈话，梁先生去的时候，泰戈尔正在和杨丙辰先生谈论宗教问题，杨先生认为儒家为宗教，而泰戈尔则说不是。当徐志摩为泰戈尔介绍说梁漱溟是“孔子之徒”时，泰戈尔表示他很愿意听梁先生讲一讲儒家的道理。

梁先生赞同泰戈尔的孔子儒家不是宗教的观点，但却不同意其所依据的道理。在泰戈尔看来，宗教是在人类生命的深处有其根据的，所以能够影响人。尤其是那些伟大的宗教，其根于人类生命者愈深不可拔，它的影响也就更大，空间上传播得很广，时间上亦会传得很久远。但儒家却不是这样，因为“孔子在人伦的方面和人生的各项事情上，讲究得很妥当周到，如父应慈，子应孝，朋友应有信义，以及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等等，好像一部法典，规定得很完全”。然而这些妥当的、四平八稳的规定，却不免离生命有些远，“要照顾到各方，要得乎其中;顾外则遗内，求中则离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