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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监察职务犯罪调查程序中的法律帮助救济限度

2021-03-25王

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2期
关键词:程序主体法律

王 译

(湘潭大学 a.法学院; b.反腐败司法研究基地,湖南 湘潭 411105)

提前介入职务犯罪调查作为法律帮助实现之救济方式,在除检察机关外的主体范围之中仅停留于理论探讨阶段。而当前我国法定的监察救济则主要体现在监察复议、申诉、复核与复审程序,即便在2019年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56条第2款赋予了检察机关可经商请提前介入职务犯罪案件之权限,但此种介入体现为以监察机关为主导的“书面商请”,而非主动介入。囿于新增的羁押必要性审查部分尚未涉及监察调查,其在职务犯罪调查过程中的法律帮助救济范围仍存在进一步扩展的空间。当以律师作为主体提前介入职务犯罪调查程序,其不仅可反映实质的法律帮助功能,亦就职务犯罪调查与刑事侦查之间存在的强关联性做了一定的回应,此二者间的共性决定了立法在职务犯罪调查过程中赋予有限主体法律帮助权的正当性所在。借鉴刑事侦查中的律师帮助制度,探讨职务犯罪调查程序中必要的法律帮助权亦符合刑事诉讼程序运行的相称性原理。本文乃将当前监察规范作为分析对象,再度探讨律师主体提前介入监察调查程序提供法律帮助之可能空间,并保留其与刑事诉讼法律帮助之必要界限以明确救济限度。

一、确立提前介入法律帮助救济机制之必要性

因当下学界之讨论热衷于监察权属性,立法亦回避了监察调查中职务犯罪调查之刑事诉讼意义,其反馈于实践中即表现为:除监察申诉复核作为必要的救济渠道外,在监察调查终结前不允许以律师作为主体的外部法律帮助介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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