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启蒙的质疑与超越
2021-03-25韩明港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4期
漆 亿, 韩明港
(1.重庆交通大学,重庆 400074 ;2.重庆工商大学,重庆 400067 )
一、鲁迅启蒙思想的生成与性质
(一)“启蒙者”鲁迅
1902年3月,鲁迅来到日本东京,开始他的留学生活。民族危亡之际,日本留学生中救亡图存的气氛越来越浓厚,促成了鲁迅的转变,他放弃最初学习医学的愿望,转而投身文学艺术。
鲁迅认为,列国竞强,中华民族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沉沦为列强之奴仆甚至亡国灭种,最重要的是“国民精神”的改变,这是“第一要着”。只有国民有了个人的自觉、个性的张扬、精神的觉醒,成为一个个真正的“人”,国家才能成为一个个“真人”构成的“人国”。那就要由率先醒来的启蒙者,即“摩罗诗人”唤起国民的精神,人人觉醒,发力奋起,最后国家觉醒,雄视天下[1]45-103。
鲁迅构想的是由“立人”而“立国”,由改造“个人”而改造“国家”和“社会”的救国、强国之路。正是怀着这种醒世救国的宏愿,鲁迅开始他的文艺事业,由一个“医者”鲁迅转而为“启蒙者”鲁迅。
(二)鲁迅启蒙思想的儒学深源
鲁迅的启蒙思想有其传统文化根源,就是儒家哲学。
鲁迅的“国民性改造”理论之核心是以个体的精神觉醒和道德完善作为“雄厉无前”的“人国”的生成条件,恰与儒家的国家和社会哲学出于一辙。儒家经典《大学》很好地体现了这种政治哲学和国家理想。“大学之道”在于“明明德”“亲民”,最后的目标是“止于至善”,“亲”通“新”,“亲民”即“新民”,即改造国民,使之一新。
要达到“至善”的“大同社会”,路线是修身、齐家、治国,以至于天治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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