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背景下西方意识形态的“自旋”效应
2021-03-25陈曦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6期
关键词:疫情
陈 曦
(扬州大学 学报编辑部,江苏 扬州 225009)
人是从无时间性到时间性的存在。在马克思看来,时间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把握时空范畴,不仅要从物理学和地理学上把握其自然属性,更要“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1]去认识其社会属性。因此,我们要从历史时间、社会结构时间、人的生命结构时间和生物结构时间中,以及物化空间、关系空间、制度空间和精神空间中把握时空的本质。20世纪现代物理学证明时间是不连续的,而马克思在1839年为撰写博士论文做准备时就写下了“时间。即时的不连续性”[2]。时间的不连续性说明了时间的粒子性和量子性,即历史的秘密全部隐藏在时间的最小长度中。对此,阿尔都塞指出:“只有确定了每一格历史的特殊的历史时间性的概念以及它的节拍划分(连续发展、革命、断裂等),这种历史才能够被认识。”[3]即特殊的历史时间性及其节拍是打开历史的钥匙。
作为社会意识的最高形态——意识形态,主要具有隐喻性、宿主性、幽灵性、扩散性和自组织性。大数据时代,意识形态更具活性、繁殖性和变异性。2020年在全球蔓延的新冠疫情给世界经济社会、人类生命及人类精神带来巨大的冲击。2020年2月29日,比尔·盖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文章指出:“新冠肺炎可能成为百年不遇的大流行病。”[4]面对“百年不遇的大流行病”,“疫情”的意识形态“自旋”效应在全世界也“百年之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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