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旭

(湖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1)

在刑事裁判文书结构中，事实、证据、理由是灵魂部分。刑事裁判文书说理一般都要进行事实说理、证据说理，写理由时，也必须要有说服力，才能让当事人服判、让广大受众心服，并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古代判词作为刑事裁判文书的前身，比较注重说理，讲求“以理服人”，值得当下的刑事裁判文书借鉴。而且，古代判词更注重说理产生的“说服力”，说理不完全等同于说服。说理通常要真实、逻辑合理、论据可靠，但是说服通常追求的只是最终的结果，它可能是非真实的、有逻辑谬误的或者论据不可靠的，其目的在于引发“行为的依从”，可诉诸认知或情绪，比如虚假的宣传或蓄意的误导，也能有良好的说服效果。而作为规范化的古代判词与刑事裁判文书，只能诉诸说理，让说理产生良好说服力，最终达到所期望的目标。

正因为古代判词重说理，才有诸多佳判、妙判流传至今，为人津津乐道。当下，我国刑事裁判文书“轻说理”的现象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原因，只有深入了解这些“病因”，才能对症下药，彻底解决困扰刑事裁判文书的这个痼疾，让说理重新焕发生命力。

一、事实层级：刑事裁判文书说理之“是”

“是”在英文中为be动词，相应的，在古汉语中“是”表示“肯定判断”之意，如《诗·曹风·鸤鸠》中的“正是四国”，亦表示“存在”。刑事裁判文书说理之“是”即表示说理的“存在”，它是说理主体意识的存在、思维的存在，也是说理主体意识世界的外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