谌祥勇

作为中国古老思想名词的“大同”在近代颇为耀眼，时至今日，它仍能激发强烈的思想火花。“大同说”既是理解中国思想史的一条隐秘线索，也是理解近代中国思想转型的一条方便途径。近代的思想转型将“大同说”截为两节，后之学者或以此攻彼，或以彼攻此，殊为繁复。盖因“大同说”作为近代思想转型关节点的地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近来，学界对近代“大同说”的研究或置其于革命叙述之中，或究其与社会主义思想之关系，而对近代“大同”学说本身思想转折性作用的研究则稍显不足。为此，本文愿以近代思想转型为视角重新梳理“大同说”的思想脉络，在此基础上，以期对“大同”问题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并借此探讨“大同说”的现代价值。

一、经学视野中的“大同”：人的自我完善

“大同说”出自《礼记·礼运》，而《礼记》诸篇多出于七十子后学，“大同”之思历来被当作孔子之论而为后学所记。现存最早之“大同”古注见于郑玄《礼记注》。郑玄认为大同、小康是两个时代，也是两种政治形态。他说：“礼运者，以其记五帝三王相变易及阴阳转旋之道。”[1]874《礼运》有“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的记载。郑玄径直说：“大道，谓五帝时也。”[1]874“五帝”“三王”是郑玄理解《礼运》篇的关键。在大同之世，“禅位授圣，不家之”，在小康世则“传位于子”[1]875。两种形态的关键区别无疑是天子的传承方式或者说是继位制度。在郑玄处，大同、小康既是时间性的话语，又是制度性的称谓。

大同到小康，即“公”的历史变为了“私”，这一变化的原因并不是家庭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