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海勇

几百年来，全球化主导的城市化、工业化浪潮引发人类社会的伟大变革，也直接导致了全球生态危机的持续升级。资本主义社会生态进一步加速对自然生态的急剧破坏。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质时指出，应当变革社会制度，以适应发达生产力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要求，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山”理论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融入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中。加强马克思主义视域下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的同一性与张力研究，对于中国加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进程，对于如何认识、规避生态发展过程中的风险与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作用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自然生态的内涵辨析

马克思对自然生态问题的关注，源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现实需要。在剖析自然生态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重要基础时，马克思直言资本对自然生态的不断征服与索求导致自在自然向人化自然的持续退让，大量的生态危机和城市病因之爆发。

(一)自然生态的先在性

自然生态是不以人类存在为条件的客观存在，孕育创造出广袤深邃的大千世界。马克思认为，“人直接的是自然存在物”[1]209。人和动植物一样都是自然的产物，人类不断与外界自然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从而维持自身的生命和社会发展。人类赖以生存的空气、环境、食物和人类自身的身体机能，无不受益于自然生态系统。人类需要从自然生态系统中获取直接的生活资料，自然是人类一切实践活动的现实基础。因此，马克思说：“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1]158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中，逐渐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获取“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掌握基本规律，学会创造工具，产生科学知识。这是自然生态也是人类社会关系得以建立的感性基础。例如，通过观察日月星辰，人类发现时间和规律从无约守但如期而至，便由此归纳总结出人与人相处时“至信如时”的文化观念。而文化观念影响着社会制度，人与人的诚实守信呼唤互利平等的社会秩序，重信守诺的社会关系和制度体系也由此应运而生。质言之，“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1]161。

(二)自然生态的属人性

“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1]193在人类实践介入之前，自然界由纯粹盲目的自然力量支配。然而，绝对的物质自然正在消失。随着文明进程的开启，人类在从臣服自然向改造自然转变的过程中，主体意识逐步觉醒，也不再满足于简单自然的生活方式，而是通过改造和利用自然，将自然强行拽入人类意志的发展轨道。然而，对自然的改造是建立在对其规律和对人类自身发展现状进行科学评判的基础上的。认识的局限性和发展的有限性，导致人类不断破坏自然生态系统。面对自然生态的步步“退让”，人类被“胜利”冲昏头脑，开始变本加厉，肆意破坏自然，最终导致物质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尖锐对立，也由此产生大量的社会问题与矛盾。对于人类中心主义的盲目膨胀，恩格斯一语成谶：人类每一次陶醉于对自然界的所谓“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与反攻。宏观地看人类，人类知识增长的速度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有限却态度狂妄，厄尔尼诺横行、自然灾害频发、澳大利亚森林大火肆虐……自然的反扑让人类无所适从，尊重自然、不断反思发展理念成为学界主流。微观地看中国，2008年南方冰雪灾害、2020年长江淮河流域特大暴雨洪涝灾害……极端自然灾害的爆发再次警告人们，必须善待自然，有限改造自然，尊重我们与自然界之间的平衡。自然生态的属人性决定着人类应当平等善待、合理开发利用自然生态，人与自然是本质同一、内在统一的结合体。是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2]50。

(三)自然生态的辩证性

有意义的自然只能是人化自然，人化自然即与自在自然相对应、经过人类创造性的实践活动所改造的自然。因此，离开人和社会范畴的自然等于不存在，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辩证法的根本解释和客观要求。然而，改造客观自然必须有所约束，必须在尊重与敬畏自然的前提下，遵循自然规律，把握自然尺度，才能实现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的和谐发展。人与自然生态的辩证统一，表现为人与自然生态是“相互依存体”也是“矛盾统一体”。第一，人与自然生态是相互依存体。一方面，人是自然存在物，人类依靠自然生存发展。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与自然是相互依赖的对象性关系。可以说，绝对的自然等于无，人与自然彼此依赖、相互共存，共同组成丰富多彩的客观世界。自然生态离开人类则意义全无。另一方面，自然界只有在人类实践作用下才能更好地推动社会发展。当然，人类改造自然必须遵循相应的自然规律，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第二，人与自然生态是矛盾统一体。人类改造自然即为推动自然生态服从人类意志，而自然在适应人类改造的过程中，始终坚守着自身的自然状态，从而必然会抵制人类对自然生态的各种实践改造，这一矛盾始终存在于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之中。因此，必须找到契合人与自然生态发展状态的平衡点，在改造中保护自然生态，在发展中涵养自然生态。资本主义社会以降，掠夺自然成为资本无限增殖的重要手段，自然生态被破坏的节奏加速、风险剧增。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意图构筑这样一种历史面貌，即将资产阶级意识幻化成永恒的、非历史的“社会的自然规律”，而且这种所谓的“自然规律”“比‘客观精神’的各种形态要大得多地独立于它们从中(必然)产生出来的社会生活基础”[3]346，从而显现出一种超越历史变迁、亘古不变的自然属性。因此，批判资产阶级的自然生态观，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根本方法，扬弃资本逻辑，形成对自然生态研究的一种学术自觉。

二、马克思主义社会生态的逻辑论纲

“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3]203自然生态问题的不断凸显，集中反映出人类的认知缺陷和片面发展观。马克思批判社会生态的科学论述，为保护自然生态提供了可能。马克思对社会生态的论述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人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的同一性论述

人的主体实践是基于自然、始于自然、面对自然展开的，自然的历史性呈现于人的感性活动之中。而将自然生态纳入人类实践的历史范畴，也就实现了人与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逻辑合一。马克思指出，“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是这两个方面是密切联系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4]146。马克思将人类历史与自然生态历史并置于辩证联系之中，澄明于对资本主义反生态本质的剖析与批判之中。马克思指出，“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自然存在物，其所进行的满足生存需要的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自然世界是社会得以建立的基础，自然是历史的自然，而历史不仅仅是自然的历史，但一定源起于自然，社会的形成与发展也必然遵循相应的自然规律。在“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有关人的本质力量的规定中，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丰富与扩大，人自身与自然界的关系不断在质和量的向度上扩展，人类自身和人类社会在不断进步中诠释着主体价值的历史性和社会性本质。“历史是在自然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历史不能脱离自然，因为它是从物质生产开始并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5]

马克思指出，自然资源的集中分布与工业城市的功能区域划分密切相关。人类生存发展所需的土地、空气等自然条件一旦得到满足，资本增殖内驱力便会将生产场所、住宅居民区、储存和流通便利的空间等因素考虑进工业生产，资源导向将进一步强化资本城市的整体布局，加大对乡村人力和自然资源的肆意攫取。对此，马克思指出，应当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从而适应发达生产力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要求，实现共产主义对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回归。

(二)实践形成的生产力是社会生态历史变迁的根本驱动力

“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1]211人的本质力量不断对象化的过程，也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丰富的社会关系和新的生产力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产生。“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1]187物质资料的生产是满足现实的个人需要的生产，也是创造新的需要，不断发展的、经常的、历史的生产。马克思指出，现实的个人的生产实践才是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因此，创造人类历史的实践主体是现实的个人。这样的历史是基于自然物质和生产生活而逐步确立的，是以满足物质生活需要为出发点的人类实践。纳入人类实践范畴的自然生态，是形成生产力的重要基础，在任何时候都与人类的生产方式密不可分。基于这一视角，马克思对人与自然生态与社会历史相互关系的揭示，突破了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的局限，展示出人类实践活动的社会历史性。

此外，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也遵循客观的自然历史规律。马克思将人化自然转化为社会基础，实现对自然生态和社会问题的现实在场。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由于断裂、孤立的自然和社会空间，以及尚未建成的社会交换和分工体系，自然生态服务于直接生产，但尚未形成资本。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现代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以物及其生产关系作为承载主体，此时，资本不断扩张、无限增殖，不断突破时空限制。在知识经济时期，资本创新形成金融资本、知识资本等表现形式，直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法容纳快速发展的生产力之时，资本家都能够游弋于知识、金融等虚拟资本之间，获取比产业资本更大的生产力和利润。生产力的渐进发展，直接推动社会进步和历史变迁。

(三)摒弃资本逻辑，推动人与自然、社会辩证和谐发展

将自然纳入人的实践范畴，在“人化自然”的前提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辩证统一，是马克思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思想的核心。首先，“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161。人的肉体与精神生活的现实基础是自然生态系统。人从自然界汲取营养，从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中总结形成社会认知与文化，甚至连同人的身体机能也遵循着与自然交互的客观规律。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自然界生成为人”“感性自然界”等思想深刻表明，自然生态对于人类思想和伟大创造具有基础性作用。其次，随着人与自然关系的逐步深入，在人类有意识形成“人化自然”的过程中，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以生产为媒介，渐次拓宽与自然的关系。“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1]724马克思指出，资本是造成现代社会物奴役人现状的根源。因此，实现人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同一性的过程，应当是积极扬弃资本的实践过程。在人被其创造物所奴役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自然物质基础，即主客体，统一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之上，统一于感性的活劳动变成物化劳动的过程之中。社会物质(商品、货币、资本)是物化劳动的产物，于是活劳动产生物化劳动从而产生了整个资本主义物质世界。马克思通过深刻而科学的资本批判，用新世界观、新历史观来分析当时的资本社会问题，最终将空想社会主义转变成科学社会主义，为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创造一切必要条件。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不再对立相处。“自然界失去了自己的纯粹的有用性，因为效用成了人的效用。”[1]190在自然生态与人的相互且充分对象化的运动中，人类尊重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免受粗鄙干扰破坏，自然生态也成为对人类有意义的价值存在。

生态展现出的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丰富关系。因此，马克思以批判和历史的深邃眼光，通过深入剖析人和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的关系，审视人类生存环境，深切关怀人的现实生活。其落脚点在于以社会制度的革命推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推动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同一性建设。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实践与发展

受时代所限，马克思对自然生态的关注与其对资本的批判紧密结合。然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依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和生命力，正是其契合了对时代问题的解答逻辑。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全面融入我国经济社会建设的全过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始终以人民利益而非资本逻辑为改革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强对自然生态的保护与建设，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形成了一系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社会、文化、政治领域生态实践的最新理论成果。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生态领域的深入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山”理论，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遵循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基本理念。其核心要义在于，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经济社会与自然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近代以来，人类中心主义和主客二分思维模式将自然界视为人的附属物和资源攫取对象，感性自然被不断蚕食，这进一步激发人类的贪欲和对自然界的绝对主宰意识，直接导致生态问题乃至生态危机频发。“两山”理论中的“绿水青山”表现出对美好自然生态环境的追求，而“金山银山”则是在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基础上的发展回馈和成果收获。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共处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前提与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两山”理论批判和摒弃资本逻辑，以经济生态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也是新时代全面实现人的幸福美好生活的价值遵循。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生态领域的和谐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6]362。“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6]359，是涵盖了自然、经济、政治、社会等全面的生态文明观，也是以生态为底色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方案。“两山”理论坚持生态的普惠性与为民性，坚持人与自然、社会协调推进的可持续发展观，坚持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坚持人的实践属性和社会属性，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中介，将其辩证统一在人民群众的劳动实践进程中。奋进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将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作为自然生态保护的实践路径，最大程度地满足人民物质与精神需求，实现让人民大众过上美好生活的根本目的，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追求均衡发展的生动实践。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生态领域的纵深发展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2]49一切发展都必须依靠人民，坚持发展都是为了人民。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强调，英雄人物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力量，但人民群众作为实践改造客观世界的主体，才是社会历史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指出，“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7]。历史唯物主义指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民在满足自身生产生活需要的实践过程中，改进生产技术和工具，不断推动生产力发展进步，不断彰显其主体性和决定性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民幸福”。党的十九大更是将“以人民为中心”写进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方略。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人民为中心”，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坚持与发展，是将自然与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目的、动力有机结合于人民的全新论述。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生态体系领域的全球发展

2015年9月，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并指明其概念内涵和实践路径。“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8]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实践论、本体论、价值论层面，开创性地将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统一到“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上来。首先，在实践论层面，实现对资本逻辑的积极扬弃。人类命运共同体以马克思现实的、实践的人为出发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批判资本的反生态本质，使人类社会的发展符合客观自然和社会历史规律。其次，在本体论层面，实现对“自由人联合体”的当代构筑。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必须依托共同体的价值、中介和孕育才能实现，这样“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4]119。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现实性、广泛性、具体性、历史性，是脱离抽象、空洞的理论推演的具体实践运动，是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地方主义的最具广泛性意义的存在，是对资本逻辑和异化劳动的积极扬弃。最后，在价值论层面，实现对人类解放的现实探寻。“与自然的关系本身就是一个文化规定，它暗含着建设资本主义替代制度的全部道路。”[9]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念，主张“回到人本身”，以实现人类解放作为核心主题和终极追求。

四、结语

虽然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自然生态问题还没有大面积爆发，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根据资本本性，将其对自然生态的破坏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生态的重要环节。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的同一性辨析，在于承认自然生态的先在性，进而以人类实践为中介，以发达生产力为基础，积极扬弃资本，从而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及人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的辩证统一。通过对资本主义反生态本质的批判和对资本的积极扬弃，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的全面和谐发展，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旨趣所在。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征程中，积极建构自然生态文明，并将其融于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之中，深刻澄明于“两山”理论的实践智慧之中，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同一性的生动确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