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庆彦,潘玉君

(云南师范大学地理学部,云南 昆明 650500)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区域土地利用类型在不断解构与重构,极大地影响区域生态服务水平[1]。生境质量能从整体上反映地区“三生空间”适宜程度,是生态系统服务的前提条件,是优化生态安全格局和提升人类福祉的重要保障。由于我国山地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的65%[2],且山地生态系统脆弱,对自然和人文干扰具有放大效应,因此研究山地土地利用变化对生境质量变化的影响,对权衡区域生态保护与发展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3]。

目前,关于生境质量的研究,在研究尺度层面主要包括自然保护区[4]、省域尺度[5]、流域尺度[6]、自然区[1]和市域尺度[7]等。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基于土地利用重建的生境质量分析[8]、城市扩张对生境质量的影响[9]、基于生境质量的城市边界确定[10]、生态敏感区的生境质量研究[11]、自然过渡带的生境质量研究[12]和生境质量与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研究[13]。评估方法主要涉及InVEST模型[7,13]、格网尺度与GWR回归分析相结合[14]、生境质量与景观格局指数相结合[15]以及基于主成分法的生境质量研究[16]等。虽然关于区域生境质量的研究已取得一些初步成果,但研究区域主要集中于自然保护区、流域区和都市区,对以山地为主要国土空间、自然灾害频发、长期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低缓坡山地城镇建设和以旅游业为主导产业的大理州生境质量研究较少。因此,选取自然与人文干扰相对明显的大理州作为研究区,以揭示在长期退耕还林还草和短期城镇上山政策干预下的大理州整体生境质量演化内在规律,为大理州,尤其是洱海流域生态系统及国土空间保护与开发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