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章灿

（南京大学，江苏南京210023）

在人类文化史上，文字与图像孰先孰后，孰重孰轻，大概会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大多数时候，古代中国人对于这个问题的基本策略，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左图右书”以及“左图右史”之类的说法，都是在强调图画与书籍、图像与史书，一左一右，相互为用，不可偏废。无论是读经还是读史，都离不开图像，因为学术中的很多复杂问题，比如经学中的礼制，史学中的地理空间、史事背景，“即图以求者易，即书而求者难”。回顾三千年中国古代书籍史，图谱或附有图像的书籍不胜枚举，琳琅满目，有的称为图考（如《庙制图考》），有的称为图说（如《周礼图说》），有的称为图经（如《吴郡图经》），有的称为图志（如《关中胜迹图志》），有的称为舆图（如《岭海舆图》），有的称为地理图（如《禹贡山川地理图》），种类繁多，各有侧重。在古代方志编纂中，历来特重舆图。很显然，方志中的舆图是最值得重视的一部分。

没有舆图的方志是难以想象的。以南京现存最早的方志《景定建康志》为例，其中就有多幅珍贵的舆地图。到了元代，当地准备续修《金陵新志》的时候，有人擅作主张，改变旧的方志体例，删去原有的舆图，结果遭到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最终恢复旧观，一依旧例，仍然按照山川、城邑、官署、古迹的次序，依次绘图，冠于卷首，同时配上文字说明，附在图的左边，叙述沿革，以便观览。可见，对于一部优秀的方志来说，舆图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舆图也可以独立成书，自成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