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立新

摘 要：契丹早期文化起源应该是从鲜卑文化继承而来的，是具有传承性和独特性的一种文化，在鲜卑文化中就已经出现了契丹文化的一些因素。在契丹早期文化中，他们在葬式上不仅有火葬土坑墓，还有土坑仰身直肢葬、石棺仰身直肢葬、木棺仰身直肢葬，更有小型火葬墓，葬式各异，这也更深层次地表现出契丹是一个成分比较复杂的民族。契丹是一个部落集团，其中包括许多习俗不尽相同的部族和部落，他们不仅在内部相互影响，周边民族也会对他们产生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契丹文化;舍根文化;鲜卑文化;契丹人早期的葬俗;契丹早期的活动地域

关于契丹早期文化来源，其一必须用墓葬和遗址中出土的文物资料来说明，其二用族属问题来说明是最具有说服力的，笔者从这两个方面来分析、探讨，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1 对于几座墓葬的分析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考古人员在辽宁、内蒙古等地的墓葬中挖掘整理出不少文物，尤其是对出土陶器方面的研究是很有成果的。比如通辽地区发现的乌斯吐火葬墓、扎鲁特旗乌日根塔拉土坑竖穴墓、荷叶哈达石棺墓、呼斯淖尔土坑竖穴墓、王家店古墓，以及辽阳一带发现的三道壕土坑竖立式木棺墓及柳条沟一號墓等，这些墓葬中出土了不少陶器等文物。

文章从典型的陶器分析，整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在内蒙古、辽宁等地区陆续发现并发掘出不少辽代早期墓葬，虽然这些墓葬的丧葬形式和方法不一样，但是出土的文物却多有相同之处。其中以陶器为主的有陶壶、陶瓶、陶罐等器物。从器物的形式和特征来看，它们具有共同的文化特征，这些共同的文化特征恰好说明它们具有同一种类型的文化内涵。

实际上夹砂陶器和泥质陶器是两种陶系的陶器。在夹砂陶器中陶罐比较多，还有轮制的有云母的大口炊器，这些陶罐从口到底部、从上到下越是底部越是瘦小，制成口大底足小的器形，色彩基本都是以褐色、黑色和红色为主，中间有点模糊的过渡色彩，是质地比较松软的陶罐。在纹饰方面，陶罐的口沿都有二至五道凸弦纹。在泥质陶里，壶形陶器和瓶形陶器比较多，壶形陶器中多有盘口陶器，壶口似大碗口，壶的肩部有一道凸弦纹，壶的腹部呈凹进的瓜棱形。

根据上文有关材料，结合辽宁和内蒙古通辽、赤峰地区有关材料综合来看，说明这种文化是这一地区的土著文化，而且其存在的时间很长，我们也可以看出其文化与上述墓葬所显示的时间差异也是相同的，因此在这个地域和历史时期内，毫无疑问其活动的民族就是契丹人，所以我们认为这批墓葬是契丹人的墓葬，这种文化类型正是契丹人经过了很长的时间所创造的文化类型。

在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大量出现了一种盘口壶，这种盘口壶成为这个时期器物的典型特征。北方草原地区盘口壶的出现和流行，不仅说明了中原文化对北方地区的影响，而且也成为时代的标志，所以，反映出的这种文化不会早于南北朝时期，而且这种文化的直接继承者是辽文化，但这批墓葬中出土的器物又不见于辽代，只是在辽代遗物中保存着它们的特点和风格，笔者认为这种文化最起码是辽代初期或者是更早一点的文化。

总的来说，荷叶哈达石棺墓葬是相当于在中原地区唐朝初期的墓葬，乌斯吐火葬墓的时代和王家店古墓的时代应该是与唐朝的中前期时代相同的墓葬，呼斯淖尔土坑竖穴墓葬的时代正好是唐朝晚期，至于三道壕土坑竖立式木棺墓和柳条沟一号墓，三道壕土坑竖立式木棺墓的时代实际上应该比唐朝还略早一点，应是北齐到隋朝之间的时期，柳条沟一号墓的时代为辽代初期。

2 鲜卑文化对契丹早期文化的关系和影响

契丹早期文化起源应该是从鲜卑文化继承而来的，是具有传承性和独特性的一种文化，在鲜卑文化中就已经出现了契丹文化的一些因素。在契丹文化中夹砂陶器和泥质陶器都是继承相同地域的鲜卑文化发展而来，并且也有典型的夹砂陶罐和泥质陶壶（陶瓶）等两大主要器形。在工艺方面，契丹文化中的印纹陶器也是继承鲜卑文化发展而来的，在鲜卑文化晚期的陶器上，夹砂陶罐颈部就已经出现了滚轮绘画，并装饰有曲线三角纹、乳钉，陶瓶上出现的内凹外凸弦纹，印有篦纹的陶纹装饰，这些都是契丹文化中的典型器物特征。

在陶器底部印出各种标志，是在鲜卑文化晚期陶器上呈现的重要特征，这也是契丹早期文化的一种重要特点。另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代表契丹文化的夹砂陶罐上，其罐口沿内侧使用倒棱艺术，也是从鲜卑文化中继承而来的工艺。综上所述，笔者认定契丹早期文化是直接继承鲜卑文化发展而来的一种文化，虽然契丹文化是从鲜卑文化直接继承下来的，但是到了契丹文化时期，鲜卑文化各个方面都已经衰落了，这就是契丹文化与鲜卑文化的明显的区别之处。

前辈学者们对此提出了两个特征，即：“凡是这种陶器（印纹）的地方未必准能发现凸弦纹陶器，但是凡是有凸弦纹陶器的地方，准能发现这种（印纹）陶器。”由此，也能说明契丹早期文化应该是从鲜卑文化继承而来的。

3 关于契丹人早期的葬俗方面

关于契丹人早期的葬俗，《契丹国志》载：契丹人“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壮，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上，经三年后，乃收其骨而焚之。”根据《旧唐书》记载：“其俗死者不得作冢墓，以马驾车送入大山，置之树上，亦无服纪。”诸多史料写的基本都一样，这些史料致使一些探索者怅惘犹豫、踌躇不前，似乎成为契丹人葬俗的定论。

然而，根据目前整理的材料来看，从丧葬形式上契丹人的葬俗中有火葬的土坑墓，有土坑仰身直肢的墓葬，还有石棺仰身直肢的墓葬，又有木棺仰身直肢墓葬，更有小型用砖堆起来的火葬墓，墓葬形式各异。综合上述，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去认识。

其一，契丹是一个成分比较复杂的民族，认为契丹有“古八部”，所谓契丹“古八部”，既不见于辽人著述，也不见于辽以前的中原典籍，其最早出处是元人编修的《辽史·营卫志》。“古八部”指的是悉万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连部、匹絜部、黎部、吐六于部等八个部落联盟。

唐代遥辇氏为契丹的一支，是契丹中期部落联盟的核心氏族，后期分为二十部，是一个语言相同、习俗相近、地域毗连的部落集团。在这个部落集团内，丧葬习俗又有些差异。而《旧唐书·契丹传》所记情况多为契丹一部的情况，尤其是对于契丹丧葬习俗的描述，其并非指整个契丹部落集团。《旧唐书·契丹传》记载的情况，俨然已经把契丹诸部看成一个部落集团或是一个民族，但自安史之乱后，河北割据，中原对契丹已不甚了解，记载情况多据传闻，疏略而片面。

其二，因为契丹是一个部落集团，其中包括许多习俗不尽相同的部族和部落，那么他们不仅在内部相互影响，而且周边民族也会对其产生一定的影响。根据辽阳三道壕土坑竖立式木棺墓等时代比较早的契丹墓材料来看，其仰身直肢土坑墓的出现，应当是受侨居民族—高丽的影响。与契丹东北境长期为邻的勿吉人及以后的靺鞨人，他们都有冢墓的习俗，而且有“冢上做屋”的丧葬习俗。契丹西北的民族是突厥，契丹与突厥长时间交往并受过突厥的控制，突厥人的火葬习俗必然也会影响到契丹人的丧葬习俗。

当然，对契丹影响最多的还是中原的民族。《魏书·契丹传》载：“显祖在位（466—471）时，（契丹）使莫弗纥何辰奉献，得班飨于诸国之末。归而相谓，言国家之类，心皆忻慕。于是东北群狄闻之，莫不思服。悉万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连部、匹絜部、黎部、吐六於部等，各以其名马文皮入献天府，遂求为常。皆得交市于和龙、密云之间，贡献不绝。”这“古八部”长期与中原民族交往，并且羡慕中原文化，也注重学习中原文化，各部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同时契丹文化与中原、高麗、勿吉、突厥等多种文化相互交融，反映在葬俗上的不同的形式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4 关于契丹早期的活动地域与文化影响方面

关于契丹人早期活动的地域，《魏书·契丹传》云：“在库莫奚东，异种同类，俱窜于松漠之间。登国中，国军大破之，遂逃迸，与库莫奚分背，经数十年，稍滋蔓，有部落于和龙之北数百里。”《旧唐书·契丹传》载：“居潢水之南，黄龙之北，东与高丽邻，西与奚国接，南至营州，北至室韦，冷径山在其国南，与奚西山相踦。地方二千里。”《新唐书·契丹传》载：“本东胡种，其先保鲜卑山，魏青龙中，部酋比能（轲比能）稍桀骜，为幽州刺史王雄所杀，众遂微逃潢水之南、黄龙之北，至元魏，自号曰‘契丹”。由上述资料所载，似乎契丹人活动的地域仅局限于潢水以南，以北为室韦之地。然而，扎鲁特旗乌日根塔拉土坑竖穴墓和荷叶哈达石棺墓两墓以北距潢水（西拉沐沦河）有三四百里之遥，地处大兴安岭的浅山之中，与史书的记载大相径庭。

《旧唐书·室韦传》有载：望建河“源出突厥东北界俱轮泊。”又说，“今室韦最西与回纥接界者，乌素固部落，当俱轮泊之西南。次东有移塞没部落。次东又有塞曷支部落，此部落有良马，人户亦多，居啜河之南，其河彼俗谓之燕支河。次又有和解部落，次东又有乌罗护部落，又有那礼部落。”

黑车子室韦部落中一部分和耶律氏有直接的关系。俱轮泊是今天呼轮池，啜河为今霍林河。和解部在霍林河南岸大兴安岭西侧，那礼部在霍林河南岸大兴安岭东侧。扎鲁特旗乌日根塔拉土坑竖穴墓和荷叶哈达石棺墓两座墓葬的发现，也为我们确定契丹北界及那礼部的族属和地理位置提供了准确的实物材料。

对于契丹的东北界，《魏书·勿吉传》仅提到“有大莫卢国、覆钟国、莫多回国、库娄国、素和国、具弗伏国、匹黎尔国、拔大何国、郁羽陵国、库伏真国、鲁娄国、羽真侯国，前后各遣使朝献”。具弗伏国、匹黎尔国、拔大何国、郁羽陵国是契丹“古八部”中的四部，此四部的地域与勿吉地域邻近。北魏时期，勿吉的活动地域在松花江流域，所以，北魏时期契丹的地域亦邻近松花江流域。《北史·契丹传》与《魏书·勿吉传》的记载相同，并明确指出勿吉“西北与契丹接”。隋朝时期称勿吉为靺鞨。《隋书·靺鞨传》：“其国西北与契丹相接，每相劫掠。”后因其使来，高祖诚之曰：“我怜念契丹与尔无异，宜各守土境，岂不安乐？何为辄想攻击，甚乖我意！”这进一步说明了契丹与靺鞨接界。

贞观二十二年（648）时，契丹就内附于唐朝，唐朝在他们的故地置松漠都督府下设十个州，十个州中的羽陵州、匹黎州应当是为邻近勿吉（靺鞨）的羽陵部、匹黎尔部而设。唐武后时，契丹首领李尽忠反叛，威胁四邻，靺鞨怯其侵轶，渤海靺鞨酋长大祚荣与靺鞨乞四比羽各领部亡命东奔，避地牡丹江及松花江下游流域，后建渤海国于宁安。

综上所述，契丹与靺鞨为邻三百余年。在这三百年中，契丹与靺鞨在文化面貌上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靺鞨动迁后也必然会把这种含有契丹文化因素的靺鞨文化传播到松花江、牡丹江流域，以及其以东、以北的一些地区。黑龙江省同仁二期文化、渤海文化中的爪棱罐、盘口壶、重唇夹砂陶罐等反映出契丹早期文化因素，尤其是绥滨三号墓群出土的器物，更表现出必然的文化联系。绥滨三号墓群所代表的文化类型遍及整个黑龙江中下游地区，后又被辽代的五国部和女真完颜部继承。如此一来，本文认为爪棱罐的发源地为黑龙江沿岸是缺乏根据的。

契丹人早期文化是继承和发扬鲜卑文化而形成的，是一种既有继承性又有独特性的文化。契丹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契丹文化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促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进程中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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