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贵平

摘 要：甘肃榆中地处黄河中上游，历史悠久。曾在陇原大地上盛开的青铜之花，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是榆中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载体，代表了榆中地区社会生活的生产力水平，彰显了榆中这块神奇的土地孕育的社会文明，是甘肃榆中汉代历史和人文风貌的实物见证，值得赏析、研究。

关键词：铜鼎;榆中縣博物馆;馆藏;历史;文化

鼎作为一种食器和礼器，是我国青铜文化的代表，是文明的见证，也是文化的载体，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被誉为“青铜之花”，是青铜器中最重要的器种之一。青铜鼎有着庄重、厚实、沉雄的特点，有着瑰奇、神秘、狞厉的纹饰，其镂刻凸出深重，是我国青铜艺术成熟阶段最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品。

现收藏于榆中县博物馆的汉兽面纹铜鼎（图1），为三足两耳圆鼎，是1992年5月从榆中县清水驿乡征集入馆的。其造型为圆腹、双耳、三足、敛口、窄平沿、方唇，口径28.5厘米，腹深32厘米，通高42.5厘米，重3.112千克。长方形双耳，用以抬起鼎体，饰回形纹;腹用于盛放蒸煮或祭祀食物，饰回形纹为底的兽面纹，鼎胎较薄;三足柱状空心，用以支撑鼎体，根部略粗，饰兽面纹。

榆中县博物馆馆藏的这件四足方鼎（图2），通高15厘米，横宽11厘米，侧宽7.5厘米，重0.655千克。鼎体呈长方形，带盖，平沿，双立耳，平底，四足。腹部饰兽面纹。底部刻有“汉世金鼎”隶书款。

鼎起源于新石器时代，为陶质，三足两耳，是一种炊器，和我们现代锅的作用十分相似，主要是用来进行食物的盛放以及炖煮等。在《说文解字》中，许慎就将鼎形容为和五味之宝器。《易经》中讲“鼎上离下巽。上离为火下巽为木（图3），巽又为风，木火同工，木上有火，即木上燃烧着火焰，呈烹饪的状态，为鼎”，说明鼎的本义是用来调和各种食物的珍贵器具。在人类进入到青铜器时代以后，青铜这种原材料就开始在制鼎工艺中出现。早在商周时代，上层的统治阶级为实现政治体制的有效维护，就竭力通过各种祭祀活动把君权、族权与神权相结合，将祭祀天地祖神视为至高无上的头等大事，鼎便成了祭祀上天和祖先的礼器。《左转·成公十三年》载刘康公语：“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话精当至极。清代学者阮元对此有一段文字讲得十分精要：“器者，所以藏礼。故孔子曰：‘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先王之制器也，齐其度量，同其文字，别其尊卑，用之于朝觐燕飨，则见天子之尊，锡命之宠，虽有强国，不敢问鼎之轻重焉。用之于祭祀、饮射，则见德功之美，勋赏之名，孝子孝孙，水享其祖考而宝用之焉。且天子、诸侯、卿大夫，非有德位保其富贵，则不能制其器;非有学问通其文辞，则不能铭其器。然则器者，先王所以驯天下尊王敬祖之心，教天下习礼博文之学。”①在周朝，鼎的使用制度规定了九鼎应该为天子所用，七鼎应该为诸侯所用，五鼎应该为大夫所用，三鼎或者是一鼎应该为士所用。在东周时期，规定九鼎应该为天子或者是诸侯所用，七鼎应该为卿所用，五鼎应该为大夫所用，三鼎或者是一鼎应该为士所用。史书载：“铸九鼎，像九州。”传说大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铸鼎于荆山下，各象九州物”，这些都是九州的象征，同时将魑魅魍魉等的兽面图形镌刻在鼎上，以此来达到引人警惕的效果，避免受到其伤害。自大禹铸造九鼎的传说产生以后，鼎从此便被视为立国重器。历商至周，都把定都或建立新王朝称为“定鼎”。《左传》有载：“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历史上“问鼎”的典故出自《左传·宣公三年》：在春秋时期，楚庄公问周定王派来的使者鼎的大小及其轻重，这代表了他对王位的图谋之心。自此以后，“问鼎”这个词语就演变成觊觎国家权力或者是欲获得权威的一个经典说法。将放置在宗庙或者是王室之内的青铜礼器进行转移，其实质就是对财富以及权力所进行的再一次分配，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权转移。“九鼎”所象征的是中央政权，占有“九鼎”的人也就拥有了全国最高的政治权力。汉语词语“钟鸣鼎食”表示的就是家族中人丁兴旺，有着众多仆役的奢华场景，这也是贵族高贵身份得以显示的一个主要标志。正如著名学者张光直先生所言：“青铜便是政治和权力。”铜鼎从简单的厨具变为具有特殊意义的传国重器，“鼎”这个象形字，也有了很多的引申意义，包括“尊贵”“显赫”以及“盛大”等，在当今，依然有很多成语与这些意义有关，比如大名鼎鼎、一言九鼎、鼎力相助等。

一般来说，鼎有三足的圆鼎和四足的方鼎两大类，方鼎地位明显高于圆鼎，如妇好墓中出土柱足方鼎2件，扁足方鼎2件，大小不等的圆鼎则多达32件，以此衬托墓主人身份地位。鼎又可分有盖的和无盖的两种。在周朝时还有一种成组的鼎，形制由大到小，成为一列，叫作“列鼎”。列鼎的数目代表着不同的身份等级，通常为单数，用来表明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与权力。

鼎流行于商至汉代，且在不同的时期内表现出了不同的特征：在商朝的早期和中期，鼎大多数是腹深体薄的造型，有着简单的花纹;在商朝后期一直到西周早期，鼎腹逐渐变浅，鼎体逐渐变厚，花纹也更加富丽繁缛;到了春秋时代，鼎壁和鼎身开始变薄，鼎盖也开始出现;到了战国后期，鼎胎开始变得更薄，且鼎盖上也设置了环，可以翻转过来用作盘，鼎身上的纹饰也变得更加细碎;在秦汉时期，大多数的鼎都发展为素面鼎，器型仍沿袭战国式样。

我国的鼎文化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它承载着华夏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是中华儿女引以为豪的财富。现收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商代后母戊大方鼎是现存最大的商代青铜器;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毛公鼎是当今出土的所有青铜器中有着最多铭文的青铜鼎。大克鼎、颂鼎以及大盂鼎等在西周时代的青铜器中最为著名，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商周时代鼎身铭文就记载了当时社会的典章制度和册封、祭祀、征伐等历史事实，这些铭文最大的价值在于它为当今人们展现了些许数千年之前，西周时期人们的生活面貌，并且将当时的大篆这种文字形式传承给了后世，且形成了艺术审美价值非常高的金文书法，鼎的身份也因此而变得非同凡响，受到了人们的高度崇拜，并在我国成了独树一帜的青铜器类历史文物。作为礼器中最为重要的一种，鼎是一个国家权威及其团结昌盛、繁荣统一的象征，同时也在和平发展中扮演着吉祥物的角色。1995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赠给联合国的世纪宝鼎，内铸有铭文“铸赠世纪宝鼎，庆贺联合国五十华诞”，鼎有着十分深刻的寓意，比如龙兆吉祥、鼎志昌盛等。鼎传达的是中国人民对于联合国美好的祝愿，也是对新世纪更加美好的一种希冀，更是全体人民对于世界和平美好的共同心愿的体现。在2001年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时，中央人民政府将一个重量13吨左右的“民族团结宝鼎”赠送给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它寓意的是中国13亿人民团结合作共同奋斗和发展，为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同努力。

榆中是西北边陲战略要地，丝绸之路重镇。甘肃榆中发现出土的这两件汉代兽面纹铜鼎，只是盛开在陇原大地上的青铜之花中不起眼的两朵，虽然无法与当今出土铭文最多的毛公鼎、现存最大最重的商代后母戊大方鼎等著名的青铜器相提并论，但它留存至今，饱经沧桑的容颜中依然掩不住高贵的气质，古朴典雅的造型中仍然显示着强大的魅力，牵动着世人惊羡的目光;虽历经战火洗礼、千年风雨侵蚀，仍熠熠生辉。它承载了灿烂而厚重的历史，凝聚了无上的智慧，是人类文明的见证，文化的载体，代表了榆中地区社会生活的生产力水平，彰显了榆中这块神奇的土地孕育的社会文明，是甘肃榆中汉代历史和人文风貌的实物见证之一，为研究榆中历史提供了实物资料。

参考文献

[1]祝中熹，李永平.青铜器[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

[2]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

[3]刘晓.甘肃早期青铜器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14.

[4]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