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

我有一位朋友叫庄信正，是位著名的翻译家、学者。他说过这样一段话：“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但对我来说，我宁愿把这句话改为‘上有天堂，下有书房。”他说在他年少时就想到：反正谁也不知道天堂是什么样子，不如就把它想象成一间书房。

我听到这些话时，为他的纯真以及与我不谋而合的价值观会心地笑了。我心里对这位忘年友人涌出一股深深的感激。

因为在这个价值观更加多元的年代，我的生活仍是独自写作与读书。有时面对周围忙得昏天黑地、不读书却也十分充实的人，我也不免发出落伍的叹息。而庄先生这一席话，使我认识到，我还是有伴儿的，并没有落伍得那样彻底。

在易卜生的《培尔·金特》中，有个叫索尔维格的少女，培尔·金特在想念她时，总是想到她手持一本用手绢包着的《圣经》的形象。在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特蕾莎留给托马斯的印象，是她手里拿着一本《安娜 ·卡列尼娜》。这两位女性之所以在男主人公培尔·金特和托马斯心里获得了特殊的位置，是因为她们的书所赋予她们的一层象征意义。

我的理解便是读书使她们产生了一种情调，这情调是独立于她们物质形象之外而存在的美丽。作家们都没有笔墨来描写这两位女性的容貌，但从她们被赋予的特定动作——持书，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她们美丽的气韵，那是抽象的、象征化了的，因而是超越了具体形态的美丽。

这种美丽不会被衣着和化妆强化或弱化，不会被衰老所剥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