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宗仁

我们视线外的天地绝不仅仅是有规律地日出月落，它永远是无边无际，等待我们尽兴认识，闯荡未知的空间。所以，随着经历的丰富，每一个人都需要考虑怎样收缩自己的天地，聚集一些变冷的目标，增添一些从冰棱雪山上冒出来的鲜嫩知识。

每一棵草都有它奇特的心事，何况今天人们只能弃斤论两获取的珍贵补品冬虫夏草！我要用记忆客观呈现一个真实故事。我相信不同年龄的读者，能从这个似乎黑白颠倒的故事中找到有益的营养。

回到六十年前昆仑山下的格尔木。现在的格尔木，柴达木盆地新兴的城市，是从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成都乘坐火车到拉萨的必经之地。可是，当年它只是一个不足二三万人的戈壁小镇，主要驻扎着军队，人称“兵城”。零零散散的藏民帐房和蒙古毡房，点缀在蓬荒的戈壁滩上。格尔木的风沙极大，日夜不休。不是有这样的顺口溜嘛：“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遍地是黄羊，风吹汽车跑。”

物质的极度匮乏颠覆了人们对事对人对一些问题的固有认识。冬虫夏草成为上不了席面的草，甚至不如一棵普通的草，不能说从天上掉到了地上，反正无天可言。今天让我回味那个年代在格尔木的见闻，我会毫不含糊地说：饥饿的味道真痛苦。

那是年轻人难以想象，而老一辈人都不愿意回首却不得不提的饥荒年代。我们的口粮从原先的35斤减少到30斤。后来史书上把那几年的饥饿日子称为“三年自然灾害”。粮食少了，肚皮撑不起来，还得照常地执勤训练，怎么办？我们部队指战员便利用执勤的空隙时间组织起来，到格尔木河畔的荒滩上挖一种叫蕨麻的根，捣碎磨成粉状，与面粉掺合在一起，做成面条或馒头充饥。每个兵都担负着分配到的挖蕨麻任务。节假日我们就分散在郊野寻麻挖蕨。不久，格尔木唯一的百货商场前的弹丸场上，就出现了卖蕨麻根的小商贩，多是些老头儿老太太。这些平时不惹人注目的野草根，陪伴我们走过了那个饥饿年代。

正是在这个特殊的年代，我在百货商场前的场地上，遇到了卖冬虫夏草的那个藏族女孩，她看上去十四五岁。在为数不少的卖蕨麻根的人中猛乍乍地出现一个卖冬虫夏草的姑娘，格外惹眼。那些虫草像冬眠的小蚕儿，有眼有鼻，还有几根细胡须。围观看热闹的人来了又去，去了又来，姑娘不歇劲儿地用不熟练的汉语叫卖着：“两毛钱三根！”也有人砍价：“一毛钱三根怎么样？”他们只是说说，并不摸腰包。耍笑姑娘哩！

作为文学青年，卖虫草的姑娘引起了我的格外关注。当时部队正进行冬训，一连三天我在保养车之余，来到商场门前观察卖虫草姑娘的动静。她的嗓子都喊哑了，也没招引来几个买主。也有人留步弯腰捏起放在藏式提花长垫上的虫草，捻一捻，还放到鼻尖上闻闻，又放下，走人了。后来，来了一个买主，他穿一件翻毛绒领呢子大衣，围了一条花格围巾。他二话没说，弯腰买了一根虫草，掏出钱，用手指掸给姑娘，还多给了两毛钱。

我其实一直想买姑娘的虫草，但不知为什么却没有勇气当第一个买主，为姑娘解围这像结了冰的僵硬局面。那人买了虫草后，每月只有6元津贴的我也买了一根。

我们总是在四面罩着铁丝网的军营里忙碌着，常常来不及回顾往事，七年的高原生活犹如闪电般撞了一下我的腰，瞬间就从身旁闪走了。我买的那根虫草一直舍不得吃，其实也不知道该怎么吃。直到1965年我调到北京，它还一直在一个信封里包着。每过些日子我总会打开看看，也好让它见见阳光。我到北京的第一个冬天，也许是第二个冬天，那虫草好像睡着了，渐渐变得硬实。下了一场雪，天气干燥得很，虫草无法吸收水分。后来的某一天，我猛乍乍地看到放虫草的墙上爬出了一只小毛虫，蠕动了几下就僵着不动了。许是死了，我才不得不扔掉了它。摔在地上的虫草断成两半，比它完整时更加坚挺。我请教别人，才泡酒吃了它！我猜想，虫草在忍耐，忍耐原本属于它的春天。

今天，我重新拾起冬虫夏草当年在市场销售凄惶衰败的景象，当然不仅仅是要记蕨麻根的救命之恩，还要追悔人们对灵丹妙草的冷落。我怎么能忘记一位哲人的话：“落后永远表现的是愚昧。”对，又不对！在国人饥肠辘辘亟待温饱之时，人們置高贵的冬虫夏草不屑一顾，是人性的明智选择。此时它高贵的价值像离开土地的花朵，已经成为最后的表达。

记不得是在一个早晨还是黄昏，我驾驶着军车从格尔木河上驶过，一只叫不出名字的鸟贴着水面从河流上飞过，我看到被哪个阔人扔进河里的冬虫夏草，被它伸出的爪子很轻巧地衔起远飞了。有个人把衣角挽进裤腿去追赶那只鸟，还是未成。顿时河流的上游下游陷入少有的安静。格尔木不是天上无飞鸟吗？那是一只乌鸦。乌鸦算不算鸟？我不知道！当时我确实认为乌鸦的动作也算一抹亮色呢，想想也是。几十年来我在脑海里一直小心翼翼地保存着乌鸦叼去冬虫夏草这个动作。

特约编辑：刘亚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