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彦玲

后现代视野下的研究中，复杂，对话，矛盾，与模糊的概念常常被研究者推至理解与诠释的前景中。针对当代美籍华人的跨文化音乐作品的研究，尤其是谭盾的作品以及其身份认同上的讨论，特别凸显了上述这些概念的属性。郑苏认为在定位“文化差异”时若本质主义式地从个人的原生特征来探讨文化位移，反而制造了“认识论上的困惑”（epistemological confusion）。我们若依赖作曲家来厘清这种困惑，那恐怕要令人失望了：以谭盾为例，一方面他借助鄭苏所谓具“方便性”的二元论来谈风格的融合，另一方面，他却也常常将自己视为跨越国界的作曲家，宣示了对二元思考的超越。

这种现象激发了从后殖民角度出发的解读：例如对于余少华（Yu Siu Wah）来说，谭盾的《交响曲1997：天·地·人》是“无敏锐度的闹剧”，是“一部作品中两种实践方式的困扰”，暴露了谭盾在理解传统与历史时的（另一种）困惑与混乱。笔者认为，谭盾现象所激发出的“困惑”并非单从后殖民主义的角度就可以揭示其本质，另一个可以考虑的切入点在于谭盾的自我认同与风格定位是浪漫主义下的作者与（后）现代主义下乐思的碰撞（冲突）。

后现代思维下对跨文化的审视：

“认识论上的困惑”

由于断裂性、非线性与异质（多元）性逐渐成为定义后现代作品的鲜明特征，要为这些作品的创作手法或风格找到一个统一的理论来解释就很棘手。如同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指出我们已难以用统一的“年代”“时代精神”（zeitgeist）“体系”或“目前状况”等词汇来讨论后现代的事物，似乎不同风格之间的联系只剩下同时存在于一个时空之下的这一个事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