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富城

摘要：抗日战争的突然爆发，为近代落后的四川地区带来了一定的发展契机，从而使得四川银行业呈现出了数量多、分布范围广、管理制度相对健全的显著特征。随着银行业蒸蒸日上的发展，四川地区的农业、工业、商业、交通业等都取得了较为快速的发展，也相对促进了当地银行近代化的发展。但是在抗日战争后期，随着金融业的过度膨胀以及发展中的不协调，又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银行业 货币 金融业

研究人员对1937年-1946年阶段，刘志英教授的《抗战大后方金融网络的构建与变迁》《抗战大后方地方银行研究》等研究成果细致深入研究后发展，黄立人先生的主要论文基于档案对大后方经济史的研究学术水平高深。部分学者的论文也做了这方面的研究。《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提供了丰富的档案文献，结合文献资料、前辈的研究成果简要分析战时四川银行业的发展变化得知，由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与外界之间的交流非常有限，使得其发展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这也就使得抗日战争时期四川金融银行业的发展与沿海江、浙等地区的发展规律不尽相同。

我国现代银行业起步较晚，清末民初四川开设少量的银行。近代的金融中心长期在上海。1937年前，四川金融状况不健全，经济凋敝。1937年后，我国经济发达地区逐渐被侵占，主要税种关税、盐税、统税的收入丧失至少70%，上海金融受到严重打击。重要物资因匮乏导致价格上涨，财税收入损失经不住战争的巨额消耗。失去汉口这个连接后方的中部工商业重镇后，四川依托自身优势，给予便利的优惠政策，欢迎各机构、工矿企业迁川。使得金融机构、资金逐渐转移四川，后方商业贸易慢慢发达，金融业活泼，银行业有所扩大。

初期，对于经济方面的认识存在局限，开发建设无序，钱庄银行业自然发展。当时，并没有制定出合理有效的应对措施，而是通过发行公债以及增发钞票为主的途径来缓解国内紧张局面，这是应对战争状态下所做的唯一选择，对加大融资开发经济，筹措军费物资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在后期，由于财富的过度索取，恶性通货膨胀的出现，货币经营转为黄金、粮食等投机行为，这也促使四川的金融业和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下滑。

一、货币稳定与通货膨胀

通常情况下，当货币流通较快时，购买欲望大，商品交易活跃，社会经济将呈现出良好的发展趋势。反之，当货币流通不畅时，金融业则会出现紧缩现象，经济容易出现问题。

1933年，货币得到基本统一，推行统一发行制度，法币是国家强制发行的，使得当时的中国货币具有现代意义，法币政策实施后银行业发展稳定，为后来持久抗战奠定基础，是具有进步性的关键措施。据统计，在战时对法币发行达到了5569亿元，这一数据占1937-1945年期间国家总支出的38%，从这一数据也可以看出金融政策在战时财政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不容忽视的是，虽然发行大量货币，但缺乏对货币的控制，尤其是对于私信贷的管理，加剧了通货膨胀的盛行，过度的物价上涨已经对人民的日常生活生产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例如：1937年100法币可以购买2头牛，1945年100法币仅够买两枚鸡蛋。此外，部分官商不正当竞争，通过信贷资金来抢购、囤积货物，通过投机等方式来盈利，这也为当时的社会发展带来了许多不利影响。 战后法币发行额是战前的47万倍，物价是3492万倍，人民对货币失去信心，经济彻底崩溃。信用货币的大量发行既有增强经济动力的作用又会带来社会动荡的问题。

二、1937年后的四川银行业

1937年起，大量的人口、资本迁入四川。金城、盐业、中南和大陆银行，以及上海商业储蓄、浙江兴业银行等也来到重庆。金融中心由上海转移至重庆，是为了稳定经济，采取措施维持法币稳定，巩固银行信用吸收游离资本，防止资金外逃，奖励生产，倡导节俭。工商业的繁荣需要银行。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银行联合办事总处，在金融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强化了中央银行的职能，使其成为“银行中的银行”。1937年之前全川银行机构125家，1944年全川银行共计175家，分支行750处。以四川省政府统计处1944年数据为参照，总计银行分支行750處、国家银行135处、四川省银行93处、各省地方银行23处、本省各县市银行97处、四川省合作金库121处、商业银行261处、邮政储金汇业局20处。国有银行在四川地区的大量增设，为四川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足够的动力，保证了四川发展所需的资金。银行业务特点主要是：第一，银行由综合业务开始向专业化分工转变。1945年5月28日四行经营业务进行了划分。中央银行为中枢，稳定币制，调剂金融，代理国库与保管准备金。交通银行开发西南西北金融网、便利出口、资助交通建设、推进西南经济事业、活泼农村经济、办理联合贴放、推行小额币券、协助外汇、金银收兑、平衡外汇、协助内汇、协助公债发行、举办节约建国储蓄。中国农民银行由农业救济向建设转型，统一农贷，推行土地政策、协助承运销售物资、农业生产放款、农田水利放款、农业推广放款、农产运销放款、救灾放款、畜牧放款及保险。开展土地金融业务与普通银行业务;第二，四川地区国有银行的业务在1937年前后也发生了巨大改变。1937年前，国有银行在四川地区的主要业务是吸收存款，其主要特征就是业务量小。随着国家经济中心的西移，四川地区的各行各业都得到了快速发展，银行业务量大，已不能完全满足当地发展的需要。四川省政府加强了省银行的改革发展，经过多次改组后，其资本已由最初的200万元增加至4000万元，其经营目标主要是加强农业建设，调剂四川地区的金融发展，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同时省银行为了满足经济发展需求，积极建设整个四川地区的金融网，从而实现吸收游资和调节地方金融的目标，补齐了国有银行在地方金融方面的空缺;第三，建设支援西部。鼓励采矿、修建公路、铁路，主动参与地方经济活动，向大量民营关乎军工及生活必需品生产企业提供贷款，复兴农业，扩大农贷，救济农村农业成为重要的金融政策。农村金融网的建设缓解了农村金融机构的缺乏，四川地区商业银行的发展得到快速增长，发展到了57家，在全省各地所设立的分支机构也达到了261处。1943年四川的麦加利银行、英国汇丰银行经批准在重庆成立分行，作为四川仅有的两家外商银行，在重庆进出口市场具有重要影响。四川地区为了农村生产发展，成立了合作金融组织，到1942年底，全国各省设立的合作金库有330个单位，四川有121库，占全川银行总数16.13%，占到后方总数35.45%。对农村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加快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四川地区各银行的存款数额均得到大幅度的增加，据统计，在1936年时，四川地区银行存款总额为2700万元，截至1941年，存款总额增加至2亿元，其增长速度近乎10倍。由于四川地区商业经济非常繁荣，为了在市场中获得更快、更高的投资效益，存款者大多选择活期存款，以便随时提取运用。以重庆商业银行为例，1942年其存款总额中有88.42%为活期存款，这种现象在当时的国有银行中也是屡见不鲜。放款业务下，各银行按照一定比例对四川地区的金融、工商各业进行贴现、再贴现、放款及转抵押等业务。同年，在成都等17个城市设立银行监理官，负责审核银行业务。1937年至1946年成都商业银行月息利率、利率指数变动较大。主要原因是物价高涨。国有银行膨胀，民族资本银行业务受限，灵活应对政策获取更多利益。汇兑作为银行附属业务之一，由于大多商人看到了投机的利益，因此汇兑此时期数量加大。同时，交通要道被封锁破坏，四川地区的货物出口通道主要由滇、黔、湘、陕等地区通过，这也使得这些地区的汇兑相对较为繁荣。但是外汇管制，导致各银行的申汇、港汇交易基本为零。四川地区的各银行投资目标各有差别，但总体投资方向主要是金融资本、产业资本以及商业资本。其中国家银行以及国有垄断的金融资本主要投资在重要的工商业领域，对同业投资存在投机性大的特点。

战时环境对于当地金融市场具有重大的影响。四川地区作为战时金融中心，免于战争期间的彻底崩溃。但面对经济压力时，希望通过发行公债和钞票、增加出口、海外借款来解决问题。随着战争的不断僵持、人民逐渐对政府债券失去信心，各银行对公债的接纳也达到了临界值，因此不得不选择扩大支出，印发钞票来弥补不断恶化的财政赤字。在此背景下，社会经济陷入了通货膨胀，货币急剧贬值，物价不断上涨，中小工厂因成本上涨经营困难，商品滞销，失去了对市场的控制能力，开始大力投机粮、棉、黄金以及外币买卖，当时陆续发布的措施治标不治本，再加上排斥大后方的边区货币贸易，导致金融市场极度混乱。1945年后，四川地区银行业有所缩减，金融中心在上海重建，仍然投机猖獗，物价疯涨，没有起到重新稳定金融和货币的作用，黑市价格更是虚高。1948年法币已走向末路。四川作为战时辐射西部金融经济大后方的中心带为我们留下了短暂的辉煌，也为后来的工商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结语

因此可见1937年-1946年阶段，我国确立了近代央行体制，现代银行体系进一步构建完善，对活跃经济具有一定的贡献，也对今后的银行体系、经济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多数银行集中于大城市，后深入乡村，加强了农村金融网的建设，减轻农民的负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抑制物价和通货膨胀，通过行政手段打击非法投机，支持了抗战。但是金融财政措施落实不力，成效不大，最终恶性通货膨胀愈演愈烈，过度的金融投机，倍数的通货膨胀，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内部不团结和战争因素将金融经济引向崩溃，而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外部原因在于外货的倾销，对本地产业保护不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中国成立后，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并采取有力措施以畅通人民币，稳定金融经济市场，“三农”政策极大改变了农村面貌和农民的生活。改革开放后，西部地区得到大开发，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增强国力，为世界经济做出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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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抗战时期四川地区的发展，由于特殊的环境，四川地区成为了当时的经济中心，也使得四川地区的银行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又促进了本地生产力发展，改善了产业落后，为前线提供了足够的物资供应，增强抗战信心，并取得最终的胜利。但需要注意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进行才能同时推进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社会才能真正稳步前进。当今，四川省作为经济大省，近期成立的全国最大城市商业银行——四川銀行，能有利推进四川金融业的发展，更好地为西部社会经济发展服务。重庆是长江上游最大的区域性金融中心，三峡库区成为重庆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区域。成渝两城均兴建有金融城，在银行结构日趋复杂化、银行业务便利性、高效性逐渐提升为经济服务重点。能有效加快成渝双城经济圈的金融一体化，共建西部金融中心，辐射广大中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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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