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平，谭克龙，韩效忠，林中月，孙红军，谢志清，黄 勇，刘亚然，孙 杰

(1.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北京 100038； 2.中煤地质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100040；3.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勘查研究总院，北京 100039)

能源与生态安全是关系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和战略性问题，是国家安全体系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能源与生态安全更是我国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2020年以来，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全球产业链断裂、传统能源供给通道中断等极端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激增，作为能源消费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能源保障和生态安全问题显得更加突出。我们必须审时度势、未雨绸缪、顺势而为、化危为机，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从总体国家安全观出发，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战略和建设美丽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为指导，立足我国能源基础条件和生态发展目标，充分发挥中央地勘企业的主力军作用和担当精神，居安思危，超前谋划，加强新形势下我国能源与生态安全保障研究，为实现国家能源和生态安全的有效保障贡献力量。

当今世界能源结构中，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仍然是一次能源的消费主体，而我国受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的影响，能源结构与生态发展基础大大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我国能源结构中煤炭作为主体能源的现实仍将长期存在，煤炭是极端情况下最可靠的能源安全保障。随着经济体量的不断增大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更高，能源和生态安全保障问题更加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问题。一方面，我国石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持续增加。随着我国能源结构逐步优化，石油和天然气需求上涨，而产量很难进一步增幅，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持续增加。近来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为能源安全保障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煤炭作为主体能源保障的重要性越发凸显；另一方面，我国以往主体能源——煤炭长期粗放式开采，引发了许多环境问题欠账，生态安全问题与生态修复治理问题十分急迫。

1 煤炭作为主体能源安全保障问题

我国能源资源禀赋的显著特点是“贫油、少气、相对富煤”[1]，煤炭在一次能源中的消费占比长期保持在60%以上[2]，占主体能源的地位，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经济持续发展中承担着“压舱石”的作用。近年来，为了应对国际碳排放和温室气体效应的挑战，国家加大了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和石油天然气的进口，煤炭的消费占比有所下降，但煤炭的生产量和消费量在近三年是增加的。当前面对中美摩擦加剧等国际形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石油天然气进口通道可能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审视我国能源保障新形势，进一步做好煤炭安全保障工作更为紧迫。

1.1 国内能源资源的格局分析

近十年来，煤炭产量占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70%左右(图1)，煤炭自给率在90%以上。与此同时，我国油气对外依存度持续攀升，2019年石油对外依存度为70.8%，天然气对外依存度突破43%。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近十年来快速增长，但总量有限，仅能起到补充作用。

图1 2010～2019年能源生产结构(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Figure 1 Energy production structure in China,2010～2019(data from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1.2 煤炭资源保障能力分析

1.2.1 煤炭资源分布特征

我国煤炭资源与大型含煤盆地分布受东西向展布的天山-阴山-燕山构造带、昆仑-秦岭-大别山构造带和南北向展布的大兴安岭-太行山-雪峰山构造带、贺兰山-六盘山-龙门山构造带控制，呈现“两横”和“两纵”相区隔的“井”字形样式。煤炭资源集中于“井”字形格架之间的方格区域内，呈明显的“九宫”棋盘式分布[3](图2)。“九宫”东部自北向南为东北区、黄淮海区、东南区，中部为蒙东区、晋陕蒙(西)宁区、西南区，西部为北疆、甘青南疆区、西藏区。总的来说，我国煤炭资源的集中度以晋陕蒙(西)宁区、北疆区、蒙东区较高，其他分区资源集中度较低，以东南区最低。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是煤炭的主消费区，消费总量占全国70%左右，但近年来经济和工业的迅速发展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因此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始逐渐被重视，在能源消费比例中占比不断提高，相应的，煤炭占比不断降低。西部和东北地区消费量占比较少，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地区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能源消费不断提高，促使这些地区的煤炭需求量呈上升趋势[4]。

1.2.2 煤炭资源安全保障形势与问题

目前我国煤炭理论矿井回采率约50%，扣除各种地质因素，实际矿井平均回采率可能还要小一些。依据现有可采煤炭储量估算[5]，我国煤炭资源的保障能力相对有限，且存在明显的地区不均衡性，东部地区煤炭资源接近枯竭，保障能力有限，中部地区是我国煤炭保障的核心区，是煤炭安全保障的基石，西部地区为煤炭安全保障的战略后备区，资源丰富，但开发强度低。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可供建设大型矿井的煤炭资源勘查程度相对低，后续煤炭的供应保障能力将受影响

我国已探明煤炭资源量中达到较高勘查程度的勘探、详查资源量偏少，主要为预查、普查等较低级别资源量，梯级结构不合理，且经济可采储量和人均占有量少，不能满足资源可持续开发的要求[6]。按照我国目前查明的可采煤炭资源储量，我国整体平均储采比仅为几十年。近年来国际形势比较复杂，若出现油气资源无法正常进口的极端情况，我国煤炭可采年限将更低。整体上， 现阶段我国能够满足建设大型矿井的煤炭资源储量不足，煤炭供应可持续保障能力不容乐观，亟待提高煤炭资源勘查程度。

图2 “井”字形格架示意图(据文献[3])Figure 2 Schematic diagram of “tic-tack-toe” grid type coal resources distribution in China (after reference [3])

(2)东部地区煤炭浅部资源已近枯竭，深部煤炭资源安全开采难度巨大

我国东部地区现有煤矿产能约占全国煤炭产能的25%。东部地区煤炭资源开发峰值已过，1 000m以浅煤炭资源基本开发殆尽。当前许多煤矿井转向开发800m甚至1 000m以下煤炭资源。总体讲资源质量差，后备资源短缺，开采能力后劲不足，难以满足现有煤矿接续，部分矿井进入深部开采期，生产能力显著下降[7]；同时由于深部煤岩体处于高地应力、高瓦斯、高温、高渗透性等条件下，安全隐患问题棘手。

(3)煤炭开发布局西部势在必行，化解多重约束难题是关键

我国煤炭资源的分布特点决定了我国今后煤炭资源开发将向西部转移。西北部地区(特别是新疆)煤炭资源占全国40%，煤层气资源量占全国总量的30%，将成为我国后续能源开发的重要承接地。然而西北地区多为干旱—半干旱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水资源极为匮乏，煤炭大规模高强度的开采与区域生态安全矛盾明显，破解矿区水资源保护与生态环境治理双重约束因素难题，将是确保未来我国西北部地区煤炭资源开发的关键所在。

(4)绿色煤炭资源保障程度低，资源储量有限

绿色煤炭资源评价理论的提出与研究,是近年来煤炭地质理论研究的重要突破，对我国绿色煤炭资源进行了系统评价，从新的角度审视了煤炭资源现状，对煤炭工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8]。我国绿色煤炭资源总量基数较大，且区域分布比较集中，主要分布于晋陕蒙(西)宁和北疆地区，有利于规划建设大型能源化工基地。目前己经勘查评价的绿色保有资源量达9 733.65亿t，占煤炭保有资源总量的69.5%。但绿色煤炭资源的勘查程度较低，基础储量仅为855.77亿t。在全部绿色资源保有量中，初步估计勘查程度高的占比29%，勘查程度较高(详查)的占比10%，勘查程度较低(普查)的占比28%，勘查程度低(预查)的占比33%。因此，我国煤炭绿色资源的勘查评价与总体勘查程度仍处于较低水平，需要加强绿色资源的梯级进补[8-11]。

1.3 煤系矿产地位新认识

我国煤系共伴生矿物资源丰富，种类繁多，分布广且品质高，其中有些矿产甚至是我国重要的优势矿种[12]。

1.3.1 煤系气

目前我国天然气产量远不能满足消费快速增长的需要，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加之近期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我国油气供应安全形势更加严峻，迫切需要加大非常规天然气资源开发利用，使其成为新的重要增长极，满足我国天然气资源需求，增加我国清洁能源供应，提升国内油气保障能力。

煤系气是煤系中的烃源岩母质在生物化学及物理化学煤化作用过程中演化生产的全部天然气，包括赋存在煤系泥/页岩中的页岩气、煤层中的煤层气、“煤型气源”天然气水合物和致密砂岩气[13]。我国的煤系气资源丰富，据《全国油气资源动态评价(2015)》[14]统计，埋深2 000m以浅煤层气地质资源量达30万亿m3，可采资源量12.5万亿m3，累计探明地质储量6 293亿m3，探明率仅2.1%，煤层气勘查工作大有可为。把煤系地层视作一个整体，利用已有煤田勘查资料，综合勘探开发煤炭资源和煤系气不仅可以减少成本，增大非常规天然气总储量和技术可采储量，还可以提高气井使用效率和单井利润，减少煤矿瓦斯事故的发生。

1.3.2 煤系铀

砂岩型铀矿是我国铀资源量贡献的主力类型[15]，其产出与煤系地层关系密切，在横向上我国大型砂岩型铀矿床主要分布在北方各中新生代陆相产煤盆地边缘，在垂向上，铀矿体或直接产出在煤层和煤系地层中，或定位于紧邻煤系地层之上的沉积地层当中。目前，我国北方主要砂岩型铀矿的找矿线索几乎均来自于煤田勘查发现的放射性信息[16]。如鄂尔多斯盆地皂火壕和纳林沟大型砂岩型铀矿床的发现是基于煤田资料的二次开发，大营超大型砂岩型铀矿床的发现更是煤田和核工业部门联合攻关的结果，在提交煤资源量的同时提交了铀资源量，是煤铀协同勘查的典型范例。

受大营铀矿床发现的启发，2013年初，中国地质调查局牵头，煤田部门作为主要参与单位开启了“铀煤兼探”这一新的找矿模式，开启了非核工业部门铀矿找矿的新尝试。在短短8年当中，发现了多处大型砂岩型铀矿产地，落实了多个经钻探验证的远景区，拓展了我国北方砂岩型铀矿找矿的空间。“铀煤兼探”方兴未艾，大有可为，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煤系矿产协同勘查必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1.3.3 富油煤

我国富油煤中的油气资源具有重要战略价值，西北地区富油煤和油页岩资源丰富，具备形成3～5个大型油田的资源潜力，对保障我国能源安全起到重要作用。同时，富油煤与油页岩资源高效勘探开发符合我国协同勘探、绿色开发、智能开发、协同开发的总体要求。

富油煤不仅是煤，更是煤基的油气资源。我国富油煤资源丰富，目前已发现的富油煤资源主要集中在陕西、新疆、甘肃、青海以及内蒙古西部等地。据现有研究资料分析，保守估计我国西北的新疆、甘肃的陇东、青海、蒙西富油煤资源量超过8 000亿t，焦油资源量不少于600亿t，仅陕西省富油煤资源总量超过3 000亿t，可提取焦油近300亿t。目前陕西省已查明的1 700亿t煤炭中，富油煤占比超过85%，达1 445亿t，焦油资源量近150亿t。如果按照目前陕西煤炭热解和煤焦油轻质化技术水平，每吨焦油可产出约0.76t清洁油品，仅我国西部地区丰富的煤炭资源就可代替1～2个大油田。因此，我国富油煤资源富集的地区“煤替油”前景令人期待。

1.3.4 油页岩

油页岩是一种高矿物质的腐泥煤，是由藻类等低等浮游生物经腐化作用和煤化作用而生成，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资源，可以用来直接燃烧或者通过干馏得到油页岩油及相关产品，具有极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17]。近年来，剩余的常规油气资源已经日益减少，油页岩、页岩油气等非常规油气资源已经兴起。我国油页岩资源丰富，但目前勘探程度低，资源家底不清。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已评价的1 000m以浅的油页岩资源量近7 200亿t，按照6.6%的平均含油率计算，折合成油页岩油约476亿t。按照近年来年我国原油消费量估算，这些油页岩如果全部开采出来，可供我国消费使用70a左右。

2 煤矿区生态安全问题

目前，我国煤炭生产和消费都约占全球的50%。矿产资源尤其是煤炭资源勘查开发利用对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同时也带来了重大的生态环境扰动问题，引发了一系列生态安全问题[18]。在煤炭勘查与开采的不同阶段中均会产生一定的生态安全问题，尤以开采阶段产生的问题更多，引发了煤炭开采过程中地层挖损、塌陷、压占、污染等土地与生态环境问题，并带来崩塌、滑坡、泥石流、植被退化、区域生态环境恶化与村庄搬迁等系列影响，造成了我国生态环境问题及社会矛盾日益突出[19-21]。

2.1 煤炭勘查阶段

在以往煤炭勘查活动中，进行槽探、钻探、坑探等工程活动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扰动或破坏，主要包含土地占用破坏和废弃物排放。更重要的是在煤炭勘探阶段，目前针对的主要对象仍为煤炭等煤系矿产，而未将围岩等重要关键层工程地质条件、隐蔽地质因素、地表生态系统的地质条件以及环境治理参数等作为勘查对象，这恰恰是煤炭开采阶段与生态安全保护与修复的关键所在，是后续煤炭建井开采规划及设计制定的重要依据。这就要求我们在勘探活动过程中，对可能产生的生态环境影响因素进行明确预判，一方面尽量采用以钻代槽、环保泥浆、一孔多用、航空物探及高光谱遥感等绿色勘查技术方法，要及时进行探中及探后的生态修复工作，最大限度的减少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另一方面要建立我国煤炭绿色勘查理念，将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作为绿色勘查的一个重要内容。

2.2 煤炭开采阶段

由于煤炭开采规模大、占地面积大、开采影响范围广，对矿区地上地下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造成的干扰与破坏强烈，生态环境因素相应发生变化，引发的生态安全问题多样，生态系统治理与修复困难，煤炭开采阶段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我国生态安全问题的“牛鼻子”。

2.2.1 土地资源破坏

据2017年全国矿山资源开发环境遥感监测结果显示，全国矿产资源开发占用土地面积约5.4亿亩，其中历史遗留及责任人灭失的约3.45亿亩，在建/生产矿山约1.95亿亩。在各种矿山活动中煤炭资源开采对土地占用和破坏最为突出，截至2017年底，我国仅井工开采引发的采煤沉陷土地面积约3.1亿亩，在重点煤矿，平均采空塌陷面积约占矿区含煤面积的1/10，以目前我国煤炭开采量，每年预计新增采煤沉陷区达90万亩。长此以往，可能对我国18亿亩耕地红线造成威胁。

2.2.2 采煤沉陷

在我国大中型地下开采的煤矿中采煤塌陷普遍存在，其会造成地面建筑物、道路损毁，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或退变，良田无法耕种，水资源环境改变或污染。煤炭开采造成覆岩结构变化，引起煤层顶板岩层的变形和塌陷，从而导致上部含水层结构的改变，并引发采煤沉陷。

2.2.3 固体废弃物堆积

煤炭开采量过程中造成大量固体废弃物产生并堆积。据统计，我国煤矸石堆存量约达50亿t，形成煤矸石山2 600多座，且以每年2亿至3亿t的速率增加。高强度的开采加剧了矿区生态环境影响程度。

2.2.4 水环境影响问题

煤炭勘探开发对水环境的影响主要为地下水位下降、地下水补排平衡状态的破坏和水质污染的问题。我国煤矿开采过程中，为确保井下安全生产，需要排出大量的矿井水，这部分矿井水受到粉尘和岩尘的污染，水质成分复杂，经矿井污染后排至地表对矿区周围农田及地表水系、地下水均存在巨大的污染隐患。此外，煤层开采后，覆岩失去支撑，引起采空区顶板岩层的变形和塌陷，导致上部含水层结构的破坏，降低地下水位。煤层开采使上覆岩层不断发生冒落，形成冒落带及导水裂隙带，并在地表产生裂隙和塌陷区，造成含水层结构和地下水径流、排泄条件发生变化。以上这些现象均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生态安全问题，综合规划、合理利用就显得势在必行。

煤炭生产阶段是矿山绿色建设与绿色开采的关键，但目前我国煤矿开采阶段缺乏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方案，未将生态修复纳入到生产阶段计划中来，矿山地质环境与生态修复往往与矿山开采不同步，对矿山开采可能引发的生态安全问题缺乏预判，更缺乏同步的生态保护与修复方案。因此不能做到固废减排、矿井水处理与应用、绿色开采、地表生态环境动态监测与修复等工作，也不能做到矿山“边采边复”。

2.3 煤矿采后生态修复与治理问题

我国煤炭资源分布广，与耕地、生态敏感区高度重合，据统计，我国煤炭资源与耕地资源分布的复合区域面积占我国耕地总面积的42.7%，其中煤炭保有资源与耕地复合面积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10.8%，有近2亿亩耕地将受到采煤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解决了煤矿区的生态安全问题，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我国主要的生态安全问题。目前我国矿山(煤矿山)环境治理与生态修复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1)我国矿山生态修复与治理历史欠账多、问题积累多、现实矛盾多，面临“旧账”未还，又欠“新账”问题。2016年度《全国矿山地质环境调查报告》[22]中指出，截至2015年，复垦治理采矿损毁土地约1 290万亩，仍有3 210万亩未复垦。随着我国经济总量持续增长，资源、能源的消耗也将随之暴增，矿产开采量居高不下，矿山生态修复所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这也或将成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瓶颈。因此，矿区生态修复问题必须引起国家层面更高的重视，在矿区生态破坏与修复的赛跑中，加快矿区生态环境治理及修复的速度势在必行。

2)矿山生态修复工作不够深入。目前我国矿山生态修复和复垦方式还比较简单，一般以地貌重塑、景观重现、植被重建为主，而对于煤炭开采引起的深层次的地下地质结构的稳定性与地质生态循环系统的破坏考虑甚少，并未从生态安全问题产生的源头进行深度研究以及有针对性地修复，不能保证重塑后的生态系统与周边地区自然环境是相互协调与可持续的。

3)科技支撑强度不够。目前，我国矿山生态保护与修复治理标准化体系建设、新技术、新方法以及科研成果转化等方面较欠缺，理论研究与修复工程实践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现象。矿山修复与治理产业仍处于初级阶段，关键技术不成熟。支撑生态保护与修复治理的调查、监测以及预警等能力有待提高。

与此同时，矿山关闭后对于剩余的矿产资源，如剩余煤炭、煤层气(瓦斯)、矿井水以及其他煤系共伴生矿产的再利用，以及地下空间资源的开发利用，均未进行充分考虑。

3 对策讨论

3.1 创新煤炭资源高质量勘查模式，提高我国煤炭资源勘查程度，应对新时代文明建设对能源领域的新诉求

1)加大大型煤炭基地资源评价和勘查力度，2020年完成的国家“国家大型煤炭基地开发潜力研究”系统评价了我国大型煤炭基地绿色开发潜力和保障能力，提出的技术方法和评价理论对充分认识我国能源资源家底，制定保障基础能源安全的相关政策与措施意义重大。

2)加强煤炭资源精细勘查力度。基于我国目前不同地区煤炭资源勘查开发的程度，有针对性分区提高煤炭资源整体勘查程度，既要查明煤炭资源的储量、质量及赋存规律，又要查明覆岩关键层、含(隔)水层等重要关键层工程地质条件、隐蔽地质因素、地表生态系统的地质条件以及环境治理参数等，做到煤炭资源精细勘查，为煤炭开采和清洁利用提供地质依据。

3)加大深部煤炭资源勘查力度。随着我国较浅部煤层勘探开发，部分地区浅部煤炭资源即将或者已经枯竭，深部煤炭资源是未来中国煤炭资源接续利用的又一主要目标，因此，建议加大深部煤炭资源勘查力度，将深部煤炭资源纳入国家资源勘查及深地研究工作中统筹部署，不仅要对1 000～2 000m间的煤炭资源进行勘查，还要对2 000m以下的煤炭资源禀赋进行勘查与研究，查明深部煤炭资源地质条件，特别是要注重深部瓦斯与地下水叠加地质条件下的资源评价。

4)开展绿色、特殊及稀缺煤炭资源调查评价，服务国家煤炭开发利用优化布局。应对国家能源安全稳定发展，煤炭行业需要走“资源利用率高、安全有保障、经济效益好、环境污染少”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建立“稳定、安全、高效、环保”的现代化产业链体系，使煤炭成为确保国家能源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洁净能源。因此，建议开展绿色煤炭资源勘查，对煤炭资源赋存地质条件和资源量进行评价的同时，将煤炭开发过程中安全高效、生态环境友好，清洁高效利用以及经济竞争力等方面问题因素纳入到勘查评价工作中。提高煤炭及煤系资源的开采和生态环境保护，加强绿色资源的梯级进补，为大型煤炭基地建设提供资源保障，走清洁化高效利用之路。

3.2 煤盆地多种类矿产资源系统勘查、系统规划

改变以往单纯勘查煤炭资源的传统模式，将煤系作为一个系统进行整体研究、立体勘查、综合评价、有序开发。根据不同时区含煤岩系发育规律、煤系矿产资源种类和组合类型以及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演变关系，因地制宜，综合运用各种勘查手段，选定不同目标因素协同勘查模式，形成合理勘查开发顺序与阶梯关系，做好煤炭、煤系气、煤系铀等多种类能源矿产以及锗、锂和镓等具有战略价值的伴生矿产资源的协同勘查及合理开发布局规划。相关部门需要针对煤系矿产的探矿与采矿系统管理问题出台相关政策，实现煤系多目标矿产综合勘查、有序清洁化开采。

3.3 推进煤炭工业高质量发展，着力提高煤炭资源利用率，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践行中央提出的力争于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要全力推进煤炭工业高质量发展，将煤炭清洁利用扩展到全产业链范畴，让煤炭成为生产清洁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是不断降低煤炭作为燃料的比重、去除过剩产能及无效供给；二是科技创新突破发展瓶颈，探索碳封存与利用、煤炭化学开采、智能煤矿建设、煤炭高效清洁利用和二氧化碳减排等前沿技术[23]；三是优化科技管理体系，推动科研成果转化，构建“经济、节约、清洁、安全”的绿色动力体系，助力实现碳中和目标。

3.4 创新煤系矿产资源地质保障技术

创新“空、天、地”一体化多方位综合探测技术，包括将遥感技术、快速精准钻探技术、高精度地球物理勘探技术、互联网技术、地质大数据分析技术、生态地质保护与修复技术等，积极推进煤及共伴生资源透视化勘探开发，构建煤及共伴生资源多源多相多场多维度全信息数据库，打造具有资源赋存透明化，灾害信息可视化的透明矿山，实现煤、铀、油气共伴生资源精准绿色勘探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

4 结论

1)我国煤炭资源保障能力不足。主要原因：煤炭动态信息更新滞后，勘查程度相对低，浅部资源已近枯竭，深部煤炭资源安全开采难度巨大、西部开发能力不强，绿色煤炭资源保障程度低、资源储量有限，煤炭精准勘查与智能化开采地质保障能力较低。

2)我国煤系共伴生矿物资源丰富，潜力巨大。以往煤炭地质勘查工作基本以找煤为主，主要限于对煤系地层中煤层的控制，忽略了煤盆地中其他共伴生矿产资源。煤系矿产资源立体化勘探开发，为煤炭资源综合勘查、综合开发提供了新方向，为煤炭绿色循环发展开辟了新道路，提高了我国战略性能源矿产资源保障能力，从根本上降低了油、气和铀矿等战略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可以在极端条件下，为我国能源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3)矿产资源尤其是煤炭资源勘查开发利用对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煤炭勘查与开采阶段也引发了塌陷、崩塌、滑坡、泥石流、压占、污染、植被退化、区域生态环境恶化等系列安全问题。现阶段，煤矿采后生态修复与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历史欠账多、工作不够深入、科技支撑强度不够等。

4)基于当前能源与生态安全保障问题，建议应改变以往单纯勘查煤炭资源的传统模式，将煤系作为一个系统进行整体研究、立体勘查、综合评价、有序开发；创新煤炭资源高质量勘查模式，提高我国煤炭资源勘查程度，加强煤炭资源精细勘查力度，特别是加大深部煤炭资源勘查力度，开展绿色、特殊及稀缺煤炭资源调查评价，服务国家煤炭开发利用优化布局；创新煤系矿产资源透视化地质保障技术；加强国家队伍建设，打造国家级煤系矿产综合探勘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