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和评估问题一直是教育界讨论的热点话题。在英美日等国家，尤其美国的高等教育，以培养“健全人格”的“全人”之“通识教育”和“博雅教育”一袭传统的“自由教育”而快速发展前进。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关注高等教育质量问题，1999年开始随着我国高校的扩招，高等教育质量问题成为社会各界讨论的焦点，高校美育教育质量问题亦如此。到2019年4月，在教育部的高度重视下，出台了《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把全民美育工作提到非常重要的地位。强调艺术教育对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性，而美育的当代使命和实践意义尤为凸显。所以，提高高校美育教育质量和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成为阐释美育的当代使命与实践体系建设的重要基础。

1.高等教育质量与高校美育思辨

传统意义上我们对“质量”的理解是对物体或产品好坏的评价。作为商品或产品，如果符合商品的说明标准或达到使用者满意效果的就认为是质量好、评价高，反之亦然。作为高等教育质量，在学界，对“质量”一词的理解是仁者见仁，在不同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质量”都有其不同的阐释。袁益民先生在《教育质量的保障与评估》一书中明确注明，质量“……实质上指的就是质而不是量。数量才是量，质量只是质。”[1]

对于高等教育，张应强先生在《大学文化精神与使命》提出了发展的、多样化的、整体性的质量观。“世界在发展，质量在发展，高等教育质量标准也在发展变化；不同高校培养目标不同、专业院系设置不同、学生学习需求不同等等造就了多样化的大学构成；高等教育成为一个以人才培养为核心，由培养人才、发展科学与文化、直接为社会服务等所构成的职责和活动体系。”[2]我们不能只看到人才培养中的知识、能力、素质等，不能只关注高等学校的师资、图书馆、实验室和宿舍等等，不能忽视高等教育是否满足人们受教育的需求、是否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根本的内容。他的观点进一步拓宽了高等教育质量观的外延和内涵，也明确了高等教育质量是一个动态的，高等教育质量观也并非是单一的。

高校公共艺术教育质量受制因素众多，但作为高校通识教育中的人文素质教育，其不得不考虑显性和隐性间的质量问题。所谓显性，同其他学科一样受到教学、科研、经费投入以及教育输入、过程、输出以及社会、家庭等等可视的因素影响，但隐性也是公共艺术教育质量最根本也是最难衡量和评估的，涉及人的健全人格和综合组织培养等不容易被量化或可视的内在性。但只有从可视性方面做足做够了，其隐性才能顺理成章地显现。反之，在高校公共艺术教育中将无从谈及其质量。

高校公共艺术审美教育是高校美育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和最主要的构成部分，也是当代美育建设和实践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是面向全体非艺术类学生审美教育范畴的通识教育。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质量提高和质量保障直接关系到高校全体学生美育质量的提高和有机保障，而高校青年学生在我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其审美素养和审美水平等直接关乎中国未来社会高层次人才群体以及其连带的家庭和所依附的社会群体的相关文化艺术与审美等精神活动。故美育的当代使命与美育的质量就构成一个共生体，也赋予了美育的当代新使命。

2.高校美育教育追述与反思

我国在2000年左右，把这种高校对非艺术专业学生群体的艺术教育（公共艺术教育）划归为素质教育的一部分，也有人认为是通识美育教育的一部分，是德、智、体、美、劳中的美育教育的重要内容。在毛泽东时代所倡导的艺术为广大老百姓服务，从毛泽东1942年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可见，艺术教育彰显了其重要的意义。鲁迅先生弃医从文，并依靠个人对西方文学和美学以及对艺术的热爱，尤其凭借个人对木刻版画的喜好和执着，使木刻版画等艺术作品在老百姓和革命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他曾担任北京大学艺术科组长，对北京大学乃至全国的艺术教育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重用他的人就是五四运动的倡导者和中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美育家蔡元培先生。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以“美育代宗教”的开拓性思想影响了几代中国大学的公共艺术教育。在“文革”和恢复高考期间，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的现实情况决定了高校公共艺术教育一度处于停滞不前的低靡期，迟至80年代末期才有转机。可见整个20世纪以来中国的高校公共艺术教育一直在磕磕绊绊中缓慢前行。进入21世纪以来，从2006年国家教体艺印发的文件通知（教体艺厅〔2006〕3号），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始，到2018年给中央艺术学院八位老教授的回信，再到2019年，教育部颁布的《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等相关政策和文件。可见，我国教育部门和一代国家领导人对于高校乃至全民美育的高度重视及所做的努力，充分体现了美育在当代的使命和内涵在高校得到广泛的推广和实践性的建设。因此，高校美育的质量问题就摆在了从业者和研究者面前。

对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研究的著作，目前有2009年9月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曾繁仁等编著的《现代中西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比较研究》。该书主要从现代中西艺术教育的观念、制度、教育模式以及中国现代艺术教育的发展历程、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功能等方面做了深入的研究。同时对美国、英国和日本等高校的艺术教育如对伯明翰大学、东京大学、哈佛大学和我国清华大学的艺术教育模式、教育理念等做了理论上的梳理和比较研究，对后来研究者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而我国对于高校美育和公共艺术教育研究的硕士、博士论文相比其他领域研究，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十分匮乏，但部分学者还是努力在探索着。笔者在中央美术学院2009年完成的硕士毕业论文《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有效性的行动研究——同课异构的课程方案探究》、东北师范大学2009届学生张波博士在《美国艺术教育思想发展研究》、南京农业大学2014年王怡的博士论文《普通高校艺术教育效率问题及其改善路径研究——以非专业音乐教育为例的实证分析》、东南大学2014年陆挺博士的《追求诗意的人生境界——中国大学艺术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胥璟在西南交通大学2018年的博士论文《公共艺术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等，是至今仅有涉及到高校艺术审美教育（美育）的著作和硕博论文研究，还有部分期刊论文。但直面美育教育质量问题的成果少之又少。所以，我们要探索和阐释美育在当代的意义和使命，毫无疑问，高校美育教育和美育质量问题是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

3.高校美育教育质量的思考与启发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教授认为：“目前我们的美育工作距离社会需求和人们的期待还有一定距离。尤其是在学校美育工作中，还存在着以艺术教育代替美育、以知识性和技能性的指标考核代替以美育人的陶冶过程等功利化、简单化倾向。其主要原因就是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美育专业人才培养尚处空白，美育专业教师极度缺乏……”[3]范迪安先生已经非常明确地指出学校美育存在的症结及学校美育的内涵和外延。杭州师范大学教授杜卫在《当前美育和艺术教育关系的若干认识问题》一文中也旗帜鲜明地做了深刻的辩疑。[4]这对于美育教育的质量和质量保障体系构建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西方国家，高校非艺术专业的艺术教育一直都被列为通识教育的一部分而备受重视。哈佛大学首当其冲，可谓全球通识教育和艺术教育的典范，以1928年的《耶鲁报告》和1945年发布的《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可见，从欧洲传入美国的博雅教育开花结果，生发的“通识教育”为美国培养了大批全能型优秀人才。在整个欧洲，尤其英法德等国，博雅教育在17、18世纪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博雅教育是牧师和绅士首选的教育，而艺术教育是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重要部分，包涵了绘画、舞蹈和戏剧等艺术类课程。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博雅教育中艺术教育尤被推崇。而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自由教育，以培养城邦的自由民治理国家和参与城邦政治生活以区别平民和奴隶教育，自由教育中就有音乐教育。亚里士多德和他的老师柏拉图以及政治家、哲学家、雄辩家的西塞罗等可谓自由教育的鼻祖，成为后来的博雅教育和通识教育包括我国现在的素质教育和高校美育以及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奠基者。

哈佛第28任校长福斯特在2007年7月1日的就职演讲主题是“放飞我们最富挑战性的想象力”。她有句话说：“教育、研究、教学常常都是有关变化的——当人们学习时，它改变了个人；当我们的疑问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时，它改变了世界；当我们的知识运用到了政策之中时，它改变了社会。”[5]

因此，高校的美育教育质量和质量保障，直接影响到全民美育的整体水平，“是大学改变社会，而不是社会改变大学！”[6]高校要发展，要出人才，其全体非艺术类学生的艺术教育质量不能小视。大学的存在和持续发展，它的意义和价值才能够完全被体现。学生是学校的主体，更是未来社会的中流砥柱，学生的文化艺术审美水平和素养的高低，直接关乎未来社会民众的文化艺术审美水平。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钱初熹认为“作为美育的学校美术教育紧扣美育的目标，遵循美育的特点和规律，发挥学校美术教育的独特作用，使青少年获得近感和远感这两种体验之间的平衡，促使他们在触觉、味觉、嗅觉、视觉、感觉、听觉、思考、爱和梦想的能力得到充分发展，为实现培养青少年成为全面发展人才的愿景作出杰出贡献。”[7]中国的高校尤其理工科高校，几乎大部分的领导都是出身理工科专业，受传统教育观念和应试教育影响根深蒂固，无视美育教育对人的重要性，无视审美对一个健全人格培养的积极意义，普通高校公共艺术课程在高校众多课程中处于边缘地位就不言而喻了。即使学校开设相关艺术类公共选修课，也是教育部门的政策鞭策下不得已而为之的。艺术类选修课就是服从学校领导和主管教学部门人的意愿，普通老师尤其真正想为此做点工作的艺术类教师尤显无力，其不知学生对艺术类课的渴望和无尽的潜能。纵观各高校，公共艺术教育在我国几乎都处于如此尴尬的局面，大同小异，老师教学疲软，课程形式陈旧，无人问及课堂效果，学生自然不买账，整个公共艺术教育几近处于瘫痪状态。对于主管部门的相关文件和法规政策，具体落实起来也就游移在主管者的口号声中，真正实施起来也是停留在空洞的抽象术语和流于形式的喊杀声中。

4.以小窥大，何以让美成为每个人的生命底色

广东某大学全校选修课中，艺术课程开设和学生选课等情况一览表2019——2020（2）。

该校本专科生共计3万多人，此学期共开设38门公共选修课程，选课总人数8099人，其中艺术类开设5门课程（包括美术、书法和音乐课程），选课总人数只有176人，占总数的2.17%。

2019年11月，教育部十几位专家经过5天对该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的走访考察等环节后，在总结大会上，一致表决通过该校审核评估，值得欢庆。至于素质教育、通识教育和“全人教育”的美育等开展和实施以及考核评估情况如何，却只字未提。“以评促建和以评促改”在此也只能是口号。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尹少淳曾说：“……包括美育在内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是艺术教育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背景，只有这一思想得到真正贯彻并深入人心，艺术教育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才是坚实的。”[8]高校美育教育亦然。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是国际教育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也是高等教育改革的热点话题。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是关系到一个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尺。作为高等教育中人文素质教育里的公共艺术教育，其教育质量保障直接关系到高校审美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的成败。高校公共艺术教育质量关系到高校培养健全人格和未来社会人文修养全面的高素质人才。教育部关于高校公共艺术教育和高校美育的相关文件，在落实到各高校时，文件的适切性对于高校具体实施和政策落实具有重要的现实和实际意义。高校公共艺术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和高校公共艺术教育质量纳入高等教育教学质量评估，对于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和高校公共艺术教育质量保障的督促都有非常重要的现实参考价值。

在我国“美育学”学科建设之前，普通高校公共艺术教育仍是美育教育的主要内容。所以，经过对各高校的实际考察发现，能让所有学生都能受到艺术的熏陶感染，达到美育教育目的，不仅要有对师资数量和质量、教学设施设备、管理服务人员、教和学的监管和监制等，还要有从上而下科学有效的专业管理，才能保障和提高整个大学的公共艺术教育教学质量。研究构建高校公共艺术教育质量保证体系的同时，引带出现阶段我国高校公共艺术教育存在的一系列棘手的问题，打碎并破解绝大多数高校这种包浓养疮的尴尬局面。还大学生接受通识艺术教育公平且有质量保证的高校美育，为青年群体在构建“健全人格”和“完全之人”中因接受过艺术教育而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更具竞争力，生活幸福感指数也随之提高，美才能成为每一位大学生的生命底色。

5.结语

在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给中央美术学院8位老教授的重要回信精神：“做好美育工作，要坚持立德树人，扎根时代生活，遵循美育特点，弘扬中华美育精神，让祖国青年一代身心都健康成长”[9]时，我们以吴为山所言：“培养中华美德，必须关注时代、关注社会、关注人民，让美成为每个人的生命底色。”[10]对于高校美育教育而言，加强和提高高校美育教育质量，规范高校公共艺术教育课程和课堂建设，完善学校评价和评估体系，加强师资和硬件设施配置，提高领导美育教育思想认识，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艺术氛围等，高校美育的当代使命才更具生命力，才能彰显社会全民美育的魅力。美才能成为每个人的生命底色。

注释:

[1]袁益民：《教育质量的保障与评估》，南京：江苏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页。

[2]张应强：大学文化精神与使命，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73页。

[3]范迪安：《建设具有中国文化内涵的“美育学”学科 —— 关于加强“美育学”学科建设的提案》，《美术研究》2020年第3期。

[4]杜卫：《当前美育和艺术教育关系的若干认识问题》，《美育学刊》2019年第3期。

[5]郭英剑：《大学与社会》，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年，第7页。

[6]郭英剑：《大学与社会》，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年，第7页。

[7]钱初喜：《美育视域下学校美术教育的创新发展》，《美术研究》2020年第3期。

[8]尹少淳：《美术及其教育》，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

[9]习近平：《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美术学院老教授的回信》，2018年8月30日，http：//www.xinhuanet.com/2018-08/30/c_1123355797.htm，2018年8月30日。

[10]吴为山：《以美育提升人文素养筑牢文化自信》，《光明日报》2019年2月1日，第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