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孟

（四川大学人权法律研究中心 四川成都 610207）

一、问题的提出

2019 年12 月起，湖北武汉等多个地区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疫情发生后，国务院批准将新冠肺炎纳入乙类传染病，并按甲类传染病管理①。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同时也暴露出我国公共卫生领域法治建设等方面的一些不足[1]。在疫情防控执法层面，为防止疫情扩散，一些地方采取“以邻为壑”的硬核防控措施，虽然客观上不失为疫情防控的有效手段，但部分行为超出必要限度，侵害了个体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行。

通过既有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目前法学界关注的重心聚焦于疫情防控中物资征收征用、隔离措施的实践考察、疫情信息的公开、相关法律的修改和紧急状态法治化建构的探讨。诚然，上述较为具体之部门法及立法问题，从宏观法治建构和微观具体实践出发对解决此次疫情防控相关问题大有裨益，但其对疫情防控中末梢细节性问题关注不足。其中，硬核“劝返”行为几遭诟病。“劝返”之目的在于限制人员跨区域流动，减缓和阻隔病毒的跨区域扩散和传播。其实效已为此次疫情防控结果所证明，但易引发个体权利（人身自由权等）与公共利益（公众生命健康）的抵牾[2]。其中，劝返的主体、标准、限度与权利保障救济等问题亦值得省思。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劝返行为的法律属性界分为行文逻辑的起点，立足公法学基本理论，重点厘清和阐述疫情防控中“劝返”行为的合法性问题，明确其法治化建构的基本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