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正气

特别成功的人生不可复制

鲁迅的文学成就无须赘述，他对写作的重要性看得很透彻和明了。

例如，1925年，在《华盖集·青年必读书》中，他写道：“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1935年，在《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中，他说：“将来我死掉之后，即使在中国还有追悼的可能，也千万不要给我开追悼会或者出什么纪念册。因为这不过是活人的讲演或挽联的斗法场，为了造语惊人，对仗工稳起见，有些文豪们是简直不恤于胡说八道的。结果至多也不过印成一本书，即使有谁看了，于我死人，于读者活人，都无益处，就是对于作者，其实也并无益处，挽联做得好，也不过挽联做得好而已。”

在《青年必读书》一文中，鲁迅公布了自己对一般性的“作文”的态度，后两篇文章中，他表达了对两种应用文写作的看法，针对写作“挽联”，他说：“挽联做得好，也不過挽联做得好而已。”在《两地书》（第二集第58封）中，鲁迅宽慰许广平：“你不会起草章程，并不足为能力薄弱之证据……草章程是别一种本领，一须多看章程之类，二须有法律趣味，三须能顾到各种事件。我就最厌恶这东西，或者也非你所长罢。然而人又何必定须会做章程呢？即使会做，也不过一个‘做章程者而已。”

这令人想起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的话：“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德薄，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