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菊 梅

(惠州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惠州 516007)

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要求各地农村因地制宜，整合资源力量，促进乡村全面振兴。而农村公共服务，作为影响农村农民生产生活、反映农民幸福感和获得感的重要因素，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发展领域。实践中，农村公共服务落后已成为城乡发展不平衡的最直接体现，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亟待补齐的突出短板。在学术界，学者们从制度建设、供给主体、技术应用等方面，对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模式和创新之路进行了多维度的研究。例如，胡志平从模式变迁的角度指出，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经历了“从政府单一供给模式，到政府、市场和社会弱供给模式，再到政府主导的多元强供给模式”[1](P53-63)，应扭转政府行为偏向，才能更好地实现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王喆、丁姿从案例研究视角出发，在比较分析了医疗公共服务的“公—公供给模式、公—私供给模式和民营化供给模式”[2](P264-272)后指出，需要通过完善顶层设计和机制变革才能提升服务绩效。王家合、赵喆、柯新利则从合作治理的视角认为，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主要包含“政府主导的共同承办模式、政府监管的服务外包模式、政府授权的非政府组织经营模式、政府补助的社会治理模式四种”[3](P154-156)，应通过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细化权限、完善监管机制等方式，优化供给模式。现有关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