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年（辛酉·1921年），我59岁。在保定的夏午诒来信邀我去过端阳节，同游莲花池。这个池子是清末莲池书院旧址，内有朱藤，十分茂盛。于是，我对花写生了一张长幅。我在保定住了三天后回京。秋返湘潭，重阳到家，父母双亲都康健，心颇安慰。九月十五，良琨从北京发来电报说秉灵病重，于是我同春君立刻动身北行。等我们回到北京，秉灵的病已好转。

腊月二十，宝珠生下男孩，取名良迟，号子长。这是宝珠的头胎，也是我的第四子。那年宝珠20岁。春君担心她年岁尚轻生子不善抚育，便接过来亲自照料。她夜间专心护理，不辞辛劳，孩子饿了就抱到宝珠身边喂乳，喂饱后再领去同睡。冬令夜长，一宵之间冒着寒威起身数次。这样的费尽心力，爱如己出，真是世间少有，不但宝珠知恩，我亦感激不尽。

民国十一年（壬戌·1922年），我60岁。春，陈师曾来谈：日本两位著名画家来信邀他带着作品去参加东京府厅工艺馆的“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他叫我预备几幅画作带到日本去展览出售。我在北京卖画生涯本不甚好，有此机会当然乐于遵从，于是画了几幅山水和花鸟交他。

《荷花鸳鸯》齐白石

师曾走后，我送春君回到家乡。几天后我到长沙。此时已是四月初夏之时。初八那日，我在同族逊园家里见到次女阿梅，可怜四年不见她已憔悴得不成样子。她自嫁给宾氏，同夫婿不很和睦，为逃避打骂时常住在娘家或娘家的同族亲戚处。她有意回家来住，可我始终没有答允。此番相见，有说不出的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