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泽虎　陈源

摘要：“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均已上升为国家战略，长三角地区应紧扣高质量发展，加强两者之间的有机联系和战略对接，为我国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提供有力支持。在此背景下，文章基于1995—2018年我国长三角地区30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将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视为一项政策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从FDI流入的视角评估协调会的成立和扩容对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市群扩容的一体化政策显著提高了整体城市、原位城市、新进城市的FDI强度，且对新进城市所产生的政策效应远远大于原位城市，一体化战略对地区参与国际大循环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国际大循环;双重差分法;FDI流入

中图分类号：F127;F83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21）06-0018-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9FGJB005）;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安徽大学后续研究课题（2020T013）

作者简介：金泽虎（1965-），男，安徽铜陵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徽学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对外经济贸易。

Promoting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to Connect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ycle by Relying on Regional Link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DI Inflow

JIN Zehu，CHEN Yu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Abstract： “Building a double-cycl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have both been promoted as national strategies.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should closely follow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trengthen the organic connection and strategic docking between the two， and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the new round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China. In this contex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0 prefecture-level and above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of China from 1995 to 2018， this paper considers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Economic Coordination Committee as a policy experiment， and uses the differential difference method to evaluate the impact of the establishment and expansion of the coordination Committee on the particip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grand cyc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DI inflow.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tegrated policy of urban agglomeration expansion h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FDI intensity of the overall city， the original city， and the new city， and the policy effect on the new city is far greater than the original city. The integration strategy ha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regional particip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cycle， and relevant suggestions are made on this basis.

Key words：Yangtze River Delta City Economic Coordination Committee; International cycle; double difference method; FDI inflow

雙循环发展格局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对于当前和今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作出的重要判断，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在更加开放的大格局和大视野中进一步扩大内循环，以内循环的高效畅通推动我国参与国际竞争。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逐步明朗，在疫情的短期冲击和中长期全球经济形势复杂的背景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并不意味着只关注国内市场，而是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新的发展模式，在实现内部畅通的基础上，通过调整、实施改革实现更高质量的“引进来”和更高水平的“走出去”。但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在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上的传统成本优势正在逐渐消失，仅仅以世界工厂的身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已不能满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如何推进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已成为当务之急。

为了推进更高起点的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开放，国家相继制定一系列区域发展战略，如《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等，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对我国扩大对外开放、参与国际大循环发挥着重要作用。具体到长三角地区来说，长江三角洲作为我国沿海经济发展最发达的经济区，一体化发展思想由来已久，最重要的标志就是1997年“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的成立。这一区域经济协调组织为城市提供了良好的沟通合作平台，促进了长三角地区的经济持续发展和一体化。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经历了一个稳步的扩张过程，为研究区域一体化政策的经济社会效应提供了天然的观察平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对于该地区融入国际大循环会产生哪些影响，长三角地区又应如何高水平参与国际大循环？这些问题还有待本文进一步探讨分析。

一、政策背景和文献综述

（一）政策背景

为提高长江三角洲区域协作水平，推动地区经济的更好发展，长三角地区在一体化发展道路上不断摸索。1997年成立的长三角城市經济协调会，作为一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经过20多年的扩容过程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发展过程：1997年上海、无锡、苏州、扬州、南京、南通、泰州、镇江、常州、杭州、宁波、舟山、绍兴、湖州、嘉兴等15个城市自发协商正式成立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2003年台州市正式加入协调会，2010年合肥、马鞍山、金华、衢州、盐城、淮安等6个城市入围协调会会员，2013年正式吸收徐州、连云港、宿迁、芜湖、淮南、滁州、温州、丽水等8座城市入会，2018年，铜陵、安庆、池州、宣城4个城市相继加入，2019年安徽省六安、淮北、宿州、黄山、蚌埠、阜阳和亳州7个城市加入协调会。，截至2019年底，协调会已经覆盖了长三角全域地级以上城市。地区已经成功召开了20次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议，缔结了若干区域合作协议，实施了毗邻地区合作、园区共建、科技合作等多项合作协同发展策略，城市间实现了人员、商品、信息、资本的交流和融合，提高了长三角区域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因此，本研究建议长三角一体化战略须对接国际大循环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一，长三角区域连接通过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实现，协调会为正式的经济合作组织，成员的界定也很清晰，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具有准自然实验性质。第二，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的外生冲击可以有效地处理内生性问题，由于各个城市无法提前知道自己何时会入会，从而只能在组织成立之后调整政府行为，这有助于分析成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所推进区域一体化的国际大循环效应。第三，城市在不同的时间点加入协调会，会员城市受到加入协调会的冲击不是同时发生的，这种多时点的双重差分模型，更容易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有助于本文识别两者之间的因果效应。

（二）文献综述

当前，学术界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所形成的研究成果，主要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一是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测度指标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单一视角的一体化测量。李培鑫等从城市规模等角度入手测算了长三角地区的空间结构，从空间特征视角评价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发展程度[1]。段德忠基于城际间的专利转让数据，从技术转移视角测度长三角城市群的区域一体化进程[2]。区域一体化概念与市场分割概念相对应，桂琦寒等收集我国若干个省市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选用相对价格法计算我国省级市场分割指数，从市场一体化角度衡量区域一体化水平，数据显示国内商品市场整合程度逐步提高[3]。这些学者测度区域一体化水平都是从某一方面的测量指标入手，难免存在误差，而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作为一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在执行上为观测区域一体化效应提供了新的路径。张学良等运用计量模型检验发现长三角经济协调会这一政府合作机制有利于打破地方市场分割，推动区域市场一体化，从而提高产出效率[4]。

二是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对外开放度、地方保护主义等方面。张琦研究表明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能促进长三角区域市场一体化和经济增长，且对区域内的产业升级也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5]。刘嘉伟等基于实证模型研究发现，较高的经济开放度对长三角一体化进程起到正向推动作用[6]。Xu C G、周黎安验证了财政分权、政治晋升激励等行为政策导致的地方保护主义都抑制了区域一体化形成[7-8]。

三是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影响效应的研究，具体包括经济增长、创新能力和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影响。黄文以长江经济带11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为基础，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区域一体化战略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实证发现在生产性服务业低集聚度和高集聚度地区，两者之间具有正向效应;而在中集聚度地区却呈现负向效果[9]。赵海峰研究发现长三角扩容显著促进了区域内产业结构升级，但其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在原位城市表现突出，在新进城市表现尚不明显[10]。佘硕采用城市动态面板系统 GMM 估计方法实证检验区域一体化对城市创新能力的驱动效应，结果表明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对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11]。

四是关于广义区域一体化和对外开放关联性的研究，李晓提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实现要求我国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中国内外经济循环的关联在主要是依靠FDI来实现[12]。从FDI流入视角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于对外开放的影响多集中于国家间区域一体化政策效应。邱立成在文中加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虚拟变量，基于相关数据分析发现，欧盟一体化发展对外资流入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各成员国的经济和服务业发展水平等初始禀赋条件与投资效应正相关[13]。Brouwer等证实了欧盟扩容提高了中东欧国家的 FDI流入水平和贸易流量，进一步研究发现加入欧盟后国家间的 FDI和贸易流量存在着正效应[14]。现有学者围绕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对外开放的关系研究成果较少。

总体来看，学术界关于区域一体化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大多数文献研究的重点放在了一体化的经济效应上，探究如何区域联动主动对接国际经济循环的文献较少。有部分学者从FDI的角度对欧盟扩容的国家间区域一体化举措带来的经济效应进行了综合研究，而关于东道国国内的区域一体化政策如何通过FDI流入影响当地区域参与国际大循环，很少有学者进行探索研究。因此，本文聚焦我国长三角地区，在分析区域一体化政策如何影响外资流入的基础上，进而探究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对接国际大循环的有效模式。

二、长三角对接国际大循环的理论机制

陈建军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是政府部门的主观政治行为，而是一种以区域经济发展和市场化改革为基础的客观过程，区域内逐渐消除地方分割和限制资源流动的各种壁垒，出现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并不断深化[15]。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核心任务就是增强长三角地区的创新能力和经济竞争能力，为进一步深化高质量改革和对外开放提供新动力。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提升了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在全球产业链中不断升级，有利于推动国际大循环。

长三角历来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地区，长三角主要开放型经济指标长期走在全国前列。长三角地区协同对外开放水平日益提高，成功探索建立上海自由贸易区，国际首位举办了两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长三角为了推进更高层次的开放不断制定实施多项新举措。实际数据显示，2019年，长三角地区拥有46个开放口岸，一些外向型经济指标例如进出口总额、外商直接投资、对外投资分别占全国的37%、39%和29%，近19.3万家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占比已达到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额50.6%，这些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总额也已经占到全国总额的1/3，数值高达2.5万亿美元[16]。由此看出，境外的资本不断进入长三角，地区在吸引外资方面的处于优势地位。外资的引进与利用一直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手段，FDI作为以资本为载体的“一揽子资源”综合体，引入FDI促进了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同时带来的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促使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不断攀升，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FDI作为我国融入国际大循环的重要途径，长三角地区也是FDI流入的重要地区，所以长三角地区参与国际大循环的效应可以采用外资流入水平来衡量。因此，本文选择从FDI流入视角入手，研究如何更好实现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和国际大循环之间的对接和战略联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从利用外资角度来说，对地区促进地区参与国际大循环的机理体现于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促进地区要素自由流通。在我国财政分权的制度下，地方官员的升迁多与经济发展水平联系紧密，因此地方政府往往通过实施地方保护政策刺激经济快速增长，设置壁垒阻碍生产要素在城市间自由流动，控制资源要素定价权，以此不断扩大引进FDI的规模[8]。在改革开放初期这种地方保护主义做法确实吸引了大量外资，但其中大部分的外资进入了低水平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造成利用外资质量较低。现如今我国经济已经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种地方保护政策的继续实施会减弱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吸引外资的能力，所以长三角地区积极进行市场整合，降低地区间的市场分割程度，使各种生产要素在城市群内会实现更加自由的流动与更加优化的配置。一体化发展可以实现区域内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等生产要素可以相互补充和利用，资本能够自由地从低收益区域流向高收益区域，外商投资的利用效率也得到提高，这就使得该区域在参与国际大循环的过程中更具竞争优势。

第二，扩大地区市场规模。外商投资区位选择受到市场规模大小的影响，有限的市场规模降低了该地区吸引外资的能力，地方政策的差异化提高了外资企业的经营成本[17]。区域经济一體化推动区域由分割走向统一，有效促进了市场融合，外资企业的规模经济效应逐渐显现。此外，区域一体化带动区域内部实行统一的投资政策和市场准入政策，区域制度统一性的增强给予外资企业投资信心并降低了企业经营风险，促进外资由成本导向型向市场导向型转变，有效推动了长三角地区参与国际大循环。

第三，推动地区产业分工协作。区域经济一体化通过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促进了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消除了区域间的贸易壁垒，企业进入新市场的难度大大降低[18]。在此背景下，长三角一体化原位中心城市会将低水平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企业逐步向新进城市转移，提高了新进城市的相关产业发展水平。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逐步向核心城市聚集，FDI更多地流向高新技术行业和高层次服务业，高端产业集聚发展推动核心城市产业转型和结构升级。因此，区域经济一体化通过推动城市群内部产业转移和产业协作，不断优化和调整不同城市之间的分工协作与产业布局，能够避免区域内产业结构同质化问题，大大提高资本的配置效率[19]。FDI流入的质量不断提高，增强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三、计量模型设计与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一）计量模型

根据已有的研究，将加入长三角经济协调会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DID）从FDI流入视角检验区域一体化对于长三角城市群对接国际大循环的影响。双重差分法市常见的估计政策效应方法，通过对政策实施前后对照组和处理组之间差异的比较构造出反映政策效果的双重差分统计量，能更加准确地估计出政策效应。在计量模型的选定上，本文借鉴了张跃、刘莉、黄帅金[20]的做法，具体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ln（fdi_it）=α₀+α₁did_it+α₂X_it+η_i+δ_t+ε_it（1）

其中，因变量ln（（fdi_it）反映FDI流入水平，核心自变量did_it是区域一体化变量，控制变量X_it包括市场规模、产业结构、人力资本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等。η_i和δ_t分别表示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ε_it为随机误差项。

在处理组中，将2010年之前加入协调会的16个城市作为原位城市，将2010年和2013年加入协调会的14个城市作为新进城市，将2017年底之前加入协调会的30个城市作为整体城市。

在对照组中，如果直接将加入组织的城市和未加入的城市进行评估，不考虑两组样本的差异，会导致双重差分结果误差较大。基于长三角城市群位于我国东海岸，同是我国经济发展全国领先、经济聚集程度较高的城市群之一，因此本文选取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包括城市如下：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秦皇岛、邯郸、邢台、保定、张家口、承德、沧州、廊坊、衡水、济南、青岛、淄博、枣庄、东营、烟台、潍坊、济宁、泰安、威海、日照、莱芜、临沂、德州、聊城、滨州、菏泽。中的城市群作为控制组。这样选择的原因在于：一是地理位置相似，长三角城市群与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同是我国东部沿海区域，地理位置相近。二是经济实力相当，上海、苏州、杭州等经济实力排名靠前的城市属于长三角地区，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有北京、天津、济南等经济实力强大的城市。由于人为选择对照组会导致实证结果有偏[21]，因此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对其进行筛选，再采用DID方法对处理后的样本进行检验，排除因人为主观因素导致实证结果有效性下降情况的发生。

（二）变量选取与说明

1.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FDI流入水平，即ln（fdi），采用地级市每年实际利用外资额来衡量。根据前文分析，本文以FDI 流入量衡量各地区参与国际大循环效应，实际利用外资额越高，表示该地区参与国际大循环的效应就越好。

2.核心解释变量。按照双重差分原理，did（0，1）为时间和地区的交互项，当样本城市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时，did变量为1，否则为0[22]。如前文所述，原位城市是2010年之前加入的16个城市，新进城市是2010—2013年加入的14个城市，整体城市为上述的30个城市。

3.控制变量。综合已有文献，影响外资流量的主要控制变量有如下：市场规模ln（gdp）、产业结构水平ind、人力资本丰裕度ln（edu）、基础设施建设水平fac。市场规模以地区生产总值的对数值表示，产业结构水平采用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表示，人力资本丰裕度以城市中高等学校在校人数的对数值表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以城市年末实有城市道路面积的对数值表示。

（三）数据来源与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由于实际上政策效应起作用会延迟1年，本文选取样本时间1995—2018年，研究对象包括上海市、江苏省全域、浙江省全域和安徽省的5个地级市，一共30个地级市，各种变量的原始数据均来源于为CSMAR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和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部分缺失数据采用均值法进行补全。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为了考察长三角区域联动对于长三角地区利用外资的影响及区域异质性，将2017年底之前加入协调会的城市作为处理组，本文将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作为对照组，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区域一体化政策对区域内城市FDI流入水平的影响。从表2可以看出，列（1）未引入控制变量时，整体城市的核心解释变量即政策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列（2）加入了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人力资本丰裕度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四个控制变量，整体城市的核心解释变量系数依然显著为正，由此可见个体之间的差异并不会改变这种显著性，说明一体化政策的实施为区域内的地区联动与经济协作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区域一体化有利于提高长三角城市群利用外资的水平。 同时， 拟合优度值的变化表明区域一体化政策的实施对FDI流入促进效果的准确性也在上升。 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作为区域性经济协调组织， 改善区域内部资源配置的扭曲程度， 促进市场融合和推动区域内部产业协作和产业转移，提高了长三角地区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

就异质性而言，加入协调会显著提高了原位城市和新进城市利用外资的水平，同时在列（5）、（6）中新进城市区域与一体化的回归系数均大于列（3）和列（4）中原位城市的回归系数，一定程度上说明区域联动发展对于新进城市的影响比对原位城市的影响更大。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为：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快了区域内部产业协作，原位城市作为长三角一体化的核心城市， 新进城市属于长三角地区的外围， 核心城市将部分相对落后的产业向新进城市转移，有利于新进城市产业基础和经济环境改善，提升了新进城市对外资的吸引力。这说明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能够缩小 “原位城市”与“新进城市”的外资分布差距，有利于区域协调发展。

（二）稳健性检验

1.替换被解释变量。前文的回归结果表明区域联动发展有助于提高长三角地区利用外资水平，为了保证结果的可信度，我们采用替换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为衡量一个地区的FDI流入水平，通常可以选择实际利用外资额、新签协议合同数、新增外资企业的注册资本等指标，被解释变量的不同选择会使研究结果发生一定变化，因此我們采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的新签利用外资协议合同数代替实际利用外资额，对双重差分模型结果进行检验，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核心解释变量和相关控制变量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与之前的结果基本保持一致，即从FDI视角来看，区域联动发展后对地区参与国际大循环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这一结论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2.PSM-DID。为了克服基准回归中人为主观选取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作为控制组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降低双重差分法估计偏误，进一步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方法对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的成立与扩容对利用外资的促进作用及其异质性进行了检验。首先，通过是否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的虚拟变量对控制变量进行logit回归，计算出每个样本城市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的倾向得分值;其次，根据倾向得分值接近程度来找出与处理组城市可观测值相近的对照组样本城市;最后，在去除不满足共同区域假定的观察值后，运用多期DID方法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PSM-DID回归的结果与前文双重差分法的结果显著性并无差异，整体城市、原位城市和新进城市的核心解释变量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说明区域一体化促进城市群利用外资的回归结果是稳健的，证明了前文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五、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今年来国家一项的重要战略安排，已经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本文将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作为研究对象，采用1995—2018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从FDI流入的视角入手，运用双重差分法分析了长三角一体化对该地区域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影响。

研究结论显示：首先，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的成立与扩容显著提升了长三角城市群利用外资水平，对地区参与国际大循环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稳健性检验下依旧成立。其次，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政策对于新进城市的利用外资水平的影响程度大于原位城市，对于新进城市的外资流入产生了更加明显的促进作用;新进城市为长三角的外围城市，而原位城市是长三角的中心城市，这说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政策的实施有利于缩小在外资分配方面区域之间的差距，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最后，本文使用了PSM-DID方法对基准模型研究结论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证实本研究结果是有效的。

（二）研究启示

上述结论有效弥补了关于区域一体化对当地区域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影响的研究不足，为促进长三角地区进一步吸引高质量外资流入，更好的参与国际大循环提供以下几点启示：

1.提高城市群一体化融合程度。鉴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对FDI流入能产生显著积极影响，为了实现稳定外资的目标，长三角应该提高区域联动发展水平。首先，行政区域经济阻碍了长三角统一市场的形成而和发展，应该打破城市间的行政壁垒，引导地方政府积极合作，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应制定并实施统一的政策和规章制度来提高跨区域的经济协调会组织的规范性和权威性，推动区域合作迈入实质性阶段;其次，提高要素市场一体化程度，现如今劳动、信息、资本等要素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建立健全要素市场流动机制，进一步发挥FDI对于高质量引进来和走出去的促进作用，需要进一步完善要素流动平台，加强生产要素间的自由流动，充分发挥城市群的网络外部性，推动区域内人才、知识、资金等的合理流动与配置，不断提高城市群市场整合程度，形成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最后，政府还应该制定更加透明的贸易政策，推进区域内部统一规范制度体系建设，提高长三角城市群市场化程度，提高对外资的吸引力。

2.推进产业合理分工和互补。统筹长三角产业发展规划，区域之间通过产业合作分工，优化城市群产业布局，形成各城市间产业错位定位、互补互促的发展模式。要积极推进产业转移分工，促进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原位城市的产业梯度转移，引导新进城市积极承接来自原位城市的产业转移，如及时承接上海等原位城市转移出来的外向型产业，不断接受原位城市传递的技术、资金等优势资源。同时加快原位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培育城市群自主创新能力，促使其加快转型成为成熟的区域增长极，引领带动周边城市共同发展;在区域内部要构建起完整的产业链，加强各城市之间的产业对接协作，形成上下游产业联动机制，为嫁接和分配全球资源创造条件，在全球范围内吸引更高质量的FDI流入。

3.加强科技创新，优化产业结构。长三角城市群是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先驱，凭借政策优惠和低成本优势吸引了大量外商进驻投资，但我经济正在迈向高质量发展，长三角引进外资的质量也要得到提高，所以长三角必须尽快从低成本竞争转为创新竞争。政府要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政策支持，以政策优势吸引高端人才、科技创新企业、科研单位聚集，长三角地区丰富的科研力量集中用来解决核心技术问题和发展主导产业。要加快长三角城市群装备、钢铁、电子等传统先进制造业的转型和现代化，促进包括金融、信息、商贸在内的现代服务产业和新能源产业、生物医学产业等各类战略新兴产业发展。随着长三角城市群产业结构不断创新升级，提升了城市群对高端外资企业的吸引力，外商投资流入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提升长三角区域FDI引资质量，有助于增强整体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4.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长三角地区的营商环境已经位居全国前列，作为吸引外资的重要平台，要继续放宽外资准入限制，缩减负面清单，提升外商管理和服务水平。同时要加强与国际高水平市场规则体系的对接，主要是政治文化交流、经贸投资往来和城市管理水平方面的国际化高标准，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高度。发展与国际接轨的高等教育体系，加快推进国际化人才培养，通过改善国际人才进口政策和大力引进外国人才，提高高质量劳动力要素的聚集能力;不断推进金融服务便利化，吸引更多战略性新兴外资产业进入长三角;加大在城市规划、市政建设、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投入，长三角城市群向着国际化都市发展，深入优化本地区营商环境，朝着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国际化方向迈进，为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和畅通国际大循环提供更多助力。

5.加快推进基础设施互聯互通。区域一体化战略的实施有利于本地区更好的利用外资，发达生产力迫切需要更先进的基础设施，因此应进一步推进本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包括相关的配套措施。加强推进长三角地区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运输服务一体衔接、区域环保联防联治、交通政策和管理协调创新，加快建设高质量一体化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同时，培育多层级、一体化的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集群，促进交通、产业与城市群融合发展。除了城市交通基础设施之外，加强科教文卫等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高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同时加快能源基础设施项目落地，加快建设数字长三角的步伐，在扩大开放中引进优质外资，提升长三角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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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范君，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