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海平 刁 龙

一、引言

2018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①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8-08/22/content_5315668.htm,2018年8月6日。,以此文件为标志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对课外补习机构的整体治理。课外补习是当下教育竞争“剧场效应”愈演愈烈、学生学业负担沉重和固化阶层代际间不平等的重要原因,课外补习机构作为其客观载体理应是减负政策的重点关照对象之一。在此文件之前,各地方政府乃至中央政府都出台过关于学生减负的指导性文件,但为什么从这份文件开始全国才展开了针对课外补习机构的整体治理?并且标准之严格、要求之细致,以及执行效率、达成效果都是以往指导性文件所不能比的。其中,“课外补习机构治理”政策议程的设置是理解该文件效力缘由的关键之处。课外补习治理问题是如何被发现并从问题发展到议程再到进入决策视野的?推动课外补习治理进入政策议程的关键力量有哪些?课外补习治理的政策议程是如何呈现的?课外补习治理的政策备选方案从哪里来?研究上述问题有助于理解国务院课外补习治理政策出台的逻辑和原因。本文基于约翰·W.金登(John W.Kingdon)提出的多源流理论,①约翰·W.金登:《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丁煌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5页。尝试揭示课外补习治理政策的政策议程设置逻辑,以期为其他教育问题进入政策议程提供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