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兴

摘 要：我国古代碑刻具有悠久的歷史，散布在全国各地，地理位置的不同、各地地域文化的差异，导致各地的碑刻风格有了独特的地域特征。文章以位于孔子故里曲阜的“孔庙三碑”为主要考察目标，分析了“孔庙三碑”的文化和艺术价值，主要介绍了东汉时期鲁地的历史背景概况，并分别从碑刻的形制、内容以及书法艺术这三个方面分析研究了“孔庙三碑”的文化艺术价值，总结了“孔庙三碑”对后世儒家思想以及书法艺术的影响。

关键词：“孔庙三碑”;书法艺术;儒家思想

碑刻文化，顾名思义是与石碑有关的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形成的文化，是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下形成的，有着自己的特征和发展规律，除了受当时丧葬风俗的影响外，还受当时社会各方面的影响。碑刻作为古代流传下来的的资料，是古籍纸本书的重要补充，受到历代学者的广泛关注。曲阜地区的历史悠久，碑刻种类繁多，是我国碑刻收藏最多的地方之一。

东汉时期的鲁地社会发展稳定，从经济上看，封建经济发展到东汉时期，土地私有化已经完成，豪族地主兴起，豪族田庄经济中农业、手工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都成为东汉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田庄经济的发展带动了许多地区经济进步，经济的发展推动着政治、文化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为统治者制定和实施文化政策奠定了经济基础。从政策上看，因前朝的战争灾祸，汉朝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这些有效的经济发展策略都使得鲁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得到快速的恢复和快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水平也开始进步，当时整个鲁地的社会都充满积极向上的青春朝气。而曲阜身处鲁地的核心，周礼在这里能得到比其他地方更为稳定的传承与发展。从文化上来看，鲁地文化博大精深，独树一帜。总体来说，鲁地文化大体有三个来源：一是鲁地文化的主流周文化，周文化是前朝遗留下来的;二是殷文化，鲁国历史上有不少的殷朝遗民，他们都信奉殷文化;三是东夷文化，鲁地土生土长的原住居民就是东夷人，东夷人在鲁地一代代传承，有属于本身的文化传承。简单来说就是这几种文化融合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鲁地文化。

曲阜碑刻存量相当之多，有一万多块碑刻，汉碑保存数量居全国之首。过去碑刻大多主要分散在曲阜各地，散乱无序，直到近代成立了汉魏碑刻陈列馆，才有了用来专门展示曲阜精品碑刻的平台。东汉中后期的碑刻体系比较完备，特别是著名的“孔庙三碑”。它们分别是《乙瑛碑》、《礼器碑》以及《史晨碑》（图1）。

《乙瑛碑》是刊刻于东汉永兴元年（153年）的一方碑刻，记录了鲁相乙瑛上书请求为孔庙设置百石卒史一人来执掌礼器庙祀之事，属于纪事性的祠庙碑。《礼器碑》立于东汉永寿二年（156年），为圆首碑。碑文记述了鲁相韩敕优免孔子舅族颜氏和妻族亓官氏邑中繇发、造作孔庙礼器、修饰孔子宅庙、制作两车的功绩。《史晨碑》是刊刻于东汉建宁二年（169年）的碑刻，又称“史晨前后碑”，为圆首碑，属隶书书法作品，无撰书人姓名，额高34厘米，无字。碑两面刻，面向东为阳面，俗称“史晨前碑”，又称“鲁相史晨祀孔子奏铭”等;面向西为阴面，俗称“史晨后碑”，又称“鲁相史晨飨孔子庙碑”等。“孔庙三碑”现都存于汉魏碑刻陈列馆。

从形制上看，汉碑是竖立的整块石板，以分离的基石为支撑，常常先书写再进行雕刻，用刀刻的文字传达笔触。汉代厚葬之风以及铁质工具的发展等因素，促进了碑脱离下棺之用的窠臼，为碑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奠定了基础，并以汉碑之墓碑为核心，确立了碑首、碑身、碑座的基本形制特质。在形制上，圭首形碑、半圆首形碑和少数方首形碑都已完备，碑首、碑身俱为一块石料做成。在这里《史晨碑》和《礼器碑》都是圆首碑，《乙瑛碑》是方首碑。石材表面已经过仔细打磨和整理，以便于进行模刻。汉代碑碣，从碑石的选材就格外重视，通常由花岗岩、石灰石、大理石、砂岩或是其他质地的石头切割而成。《孔宙碑》记载：“故吏门人，乃共陟名山，采嘉石，勒铭示后。”选石要“陟名山，采嘉石”方可，说明选石的石料尽量挑上好的。

从内容上看，《乙瑛碑》的内容记叙了当时的鲁相乙瑛上书没有人管理孔庙而无法进行祭祀和管理的事情。整篇碑文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主要记录了上报朝廷的奏文;而第二部分则是深思熟虑写成的公文;第三部分就是赞辞，是对当时鲁相乙瑛的行为进行表彰。《礼器碑》碑文记载了鲁相免除孔子和其母族、妻族的后代的徭役税赋，对孔庙进行修理，并增添了不少礼器这些事，当地吏民集资刻制石碑来赞扬这一事件。《史晨碑》碑刻上的文字主要记载了东汉时的鲁相史晨向上级请求公费祭祀的事情。《史晨碑》说：“臣伏见临璧雍日，祠孔子以大牢，长吏备爵，所以尊先师重教化也。”《乙瑛碑》讲到：“孔子大圣，则象乾坤。”《礼器碑》云：“孔子近圣，为汉定道。”在东汉时期，对于这些公牒、诏令体例的碑文的书写要求想必是极为严谨的，不论体例、规格还是措辞都应当是相当正规的。细审三碑铭文中却多处称呼孔子为“神明”“大圣”“圣人”“先师”，不惜笔墨，极尽所能地彰显了汉代对孔子及其儒学在文化学术领域的至尊地位的认可和尊崇。综上所述，汉代儒家思想影响下的士人的审美观念，在碑刻整体视觉上以及碑文书写风格上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为汉代碑刻呈现出现在我们所见之碑刻面貌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乙瑛碑》中的“能奉弘先圣之礼”，《礼器碑》中的“上合紫台，稽之中和;下合圣制，事得礼仪”，《史晨碑》中“所以尊先师重教化也”，种种措辞都体现出当时统治者重视儒家思想。儒家思想也影响了当时记录文字的内容、规则、审美等。而且，“孔庙三碑”作为中国历史文化的载体，因其丰富的精神内涵自汉代之后并未消匿，而是在历史的变迁中流传演变，在每一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与当时的社会思想互相作用，并呈现不同的风貌特征，使得儒家思想的影响日趋深远。

从书法艺术上看，东汉是书法盛行的时期，受到当时的社会风气的影响，东汉盛行刻碑立石，隶书在这个时期发展到巅峰。“孔庙三碑”就是纪事碑中最具代表性的碑刻作品。

《乙瑛碑》字体端庄圆浑，符合当时大众的审美眼光，也是当时的典范之作。在笔法上，用笔方圆兼备，方笔居多。线条较为均匀，燕尾厚重短促，左右开张的笔势用于保持字体平衡，这种寻求平衡的结构动态方法，使得《乙瑛碑》中的字灵动有趣。在结体上，寓风流于严谨之中，具有冠裳佩玉的韵致和俊逸潇洒的意趣，避免了追求“宗庙之美”所可能带来的板滞，肃穆而有清新活泼的气息。在章法上，横向上下略有波动，纵向上几乎没有变化，字与字的距离略大于行与行之间的距离，空间上流畅空旷，平稳有序。古人对此碑的评价极高。

《礼器碑》自古至今著述最多，历来被推为隶书极则。这一石碑内容分为四面，正面、背面以及两侧，其内容为同一人所刻，但四面都可单独拿出来赏析。碑阳从笔法上看碑文中笔画粗细对比强烈，有的细如游丝但依旧不失力度，有的粗如棍棒却也优雅灵动，两种笔画交相辉映，给人以别样的美感。捺画与其他笔画的笔致对比视觉落差大，但从整体来看却又和谐统一毫不突兀。从结体上看，平整中见险绝，寓奇险于平正，寓疏秀于严密，奇古中求变化，一字一奇，不可端倪，端庄舒朗，整体看上去比较稳重平和，沒有过多的欹侧变化，这就使得整篇文字端庄而不失变化，奇侧而不失稳重。从章法上看，字距大，行距小，有长空排云、横越天宇之势，有时故意打破行列整齐、中规中矩的单调感，在横向和纵向上产生小的起伏变化，如水波的涟漪，又似春柳的摇曳，具有韵律感和音乐美。这也正是《礼器碑》一直以来受到书家推崇学习并被誉为隶书巅峰之作的原因。为此清王澍《虚舟题跋》中这样评价：“隶法以汉为极，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而此碑最为奇绝，瘦劲如铁，变化若龙，一字一奇，不可端倪。”

《史晨碑》书法风格则更加强调儒家思想中所提倡的“中和”之美。从用笔上看，起笔用笔圆融，方圆兼备，横画变化颇多，灵动雅致。横画富于变化，波画的起笔有方、圆之分，起笔法同横。竖画除具有力度外，尚有一种跌宕多变的笔意存在，线条朴实厚重中又有一丝柔美。从结体上看，字体结构扁平，结体方正，撇捺有度，中宫紧凑，横画之间疏密有序，收则简约沉静，放则放纵飘逸。从章法上来看，纵有行，横成列，布局严整，其字距与行距较大，章法布局疏朗空灵。上下字、左右行之间都有足够的空隙，布局舒朗和谐，次序分明，具有儒家思想的“中和”美感。《史晨碑》是官方经典之作，有着极好的引领审美风尚的示范作用。

对“孔庙三碑”的形制、内容以及其书法艺术特征分析研究后，我们不难发现，东汉时期碑刻端庄稳重、典雅雄强，具有明显的君子之风。“孔庙三碑”身为庙堂碑刻的典范之作，在人们面前呈现出端庄、有序、大气、雄浑的特点，以严谨肃穆的书法风格体现了庄严的寺庙精神，充满了大气和文人气息，更突出了孔庙的庙堂庄重之风。它们代表了隶书的高度成熟，法度森严，趋于平正，对于学成规矩是十分有利的，对于书法学习，这是一个追求初能平正、复归平正的极佳范本。这种碑刻风格特点的形成与儒家思想的影响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具有鲜明的时代地域特色。儒家思想影响了汉代碑刻的书法艺术和内容记载，而到后世，这些文字又传达出中正端肃的儒家思想，为后世时代变迁、思想繁盛贡献出一份力量。文化与艺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值得人们去细细品鉴与思考。

参考文献：

[1]王静.儒家文化视阈下的曲阜孔庙书法研究[D].济南：山东建筑大学，2019.

[2]马小丁.汉隶巅峰之“孔庙三碑”[J].汉字文化，2018（增刊2）：36-38.

[3]杨朝明.曲阜儒家碑刻文献辑录[M].济南：齐鲁书社，2015.

[4]张九龙.曲阜孔庙元代碑刻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4.

作者单位：

哈尔滨师范大学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