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绍振

一

刘勰《文心雕龙》虽将“论”“说”放在同篇，但强调“论”和“说”的不同。首先，“说”以“喻巧理至”，其特点乃是一点相通，不及其余，不全面，比喻推理性质乃是间接的，非直接的;而“论”则是直接的、系统的，正反开合。其次，“论”之内容为经国大业，人生大义，大抵为政治历史经典总结和当前的对策，故往往与“奏”“疏”“谏”等同功;而“说”则往往是一得之见，有类小品，如韩愈之《马说》，刘基之《说虎》等，文脉皆为单层次的。作为文体的“论”要求很高。刘勰说：

“‘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穷于有数，追于无形，钻坚求通，钩深取极;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也……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

“辨正然否”，就是从肯定（然）、否定（否）两面进行分析，正面和反面都要到位。“穷于有数”，就是把握全面资源。“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就是深思熟虑，把所有的可能都加以考量。“弥缝莫见其隙”，严密到没有任何漏洞。“敌人不知所乘”，让论敌反驳无门。总的说来，“论”的要求就是全面、反思、系统、缜密。

这是一种很理想的要求。从严格意义上说，“穷于有数，追于无形”是超越了人类语言作为象征的声音符号的局限的，故理论本身并不能证明理论，无限丰富的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因而，即使是旷世经典也不能没有一点疏漏。明确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韩愈的《师说》为什么是“师说”而不是“师论”。

清代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中将“论”归纳为“论辩类”。但是，他不选先秦诸子，因为“自老庄以降，道有是非，文有工拙”，“悉以子家不录，录自贾生始”，可能诸子大抵都是“说”，“论”要从贾谊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