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黎梅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历史、文献研究所，云南 昆明 650034)

近代以来报刊媒介的迅速发展，加速了大规模公众舆论的形成，对清政府应对边疆危机的传统方式带来了冲击和挑战。从认识报纸对边疆危机事件的影响，到出台相应法律、采取应对措施，反映了在现代传播媒介发展初期，清政府提升边疆危机应对能力的艰难历程。本文试图梳理清政府限制报刊参与边疆危机事件的过程，分析在这一背景下，报刊媒介如何构建片马事件的报道要素，使其发展成为全国民众关注和重视的边疆危机事件，进而探讨清政府如何应对公众舆论带来的冲击和挑战及其取得的成效。

一、管控舆论：清政府对报刊媒介的规范

历史上的中国并没有针对报纸的“专律”。1901年颁布的《大清律例》中，仅有“造妖书妖言”这一条款。条例中的“妖书妖言”包括“邪言”“淫词小说”“捏造言语，录报各处者”等内容。(1)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有关出版的各种法令”，上海：群联出版社，1954年版，第311～312页。具体规定如：“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监候，被惑人不坐。不及众者，流千里，合依量情分坐)。若(他人造传)似有妖书隐藏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凡妄布邪言书写张贴，煽惑人心，为首者，斩，立决。为从者，斩，监候。若造谶纬妖书妖言，传用惑人，不及众者，改发回城，给大小伯克及力能管束之回子为奴。至狂妄之徒，因事造言，捏成歌曲，沿街唱和，及以鄙俚亵嫚之词，刊刻传播者，内外各地方官，即时察拿，審非妖言惑群者，坐以不应重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