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宁宁

（耀州窑博物馆，铜川，727001）

0 引言

陕西铜川的耀州窑是中国古代的著名窑口，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主要窑场有黄堡、玉华、陈炉、立地坡、上店和塔坡等。耀州窑于唐代创烧，五代发展，北宋鼎盛，金元续烧，明清时期制瓷中心从黄堡转向陈炉，完全走向民间化，瓷器烧制直至民国和新中国成立后都赓续未止。耀州窑近一千四百年的制瓷史中，五代时期创烧的天青釉瓷，开启了中国古代天青釉瓷烧制的先河。北宋时期以刻花、印花青瓷（“类余姚秘色”或“橄榄青”①）最为有名，流布最广，影响最为深远。金代早期烧制的月白釉瓷，厚釉如堆脂，温润似玉，是考古资料所见最早的厚釉类月白色瓷。因此，耀州窑被誉为中国古代北方青瓷的代表，2006年耀州窑传统制瓷技艺被列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方面都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革，特别是工业和制造业领域的变革尤为明显。国内一些传统窑场也纷纷寻求改变，探求改良之路。例如磁州窑在“清末新政”的影响下，进行了致力于“粗瓷变细瓷”的全面改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1]。同样为了使窑口的生命力得以延续和发展，耀州窑也进行了瓷业改良和变革，改变了自身发展面貌，带动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日后当地瓷业生产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本文拟就晚清民国时期耀州窑瓷业改良的相关史实试作探讨，以期勾勒出晚清民国时期耀州窑的变革和发展的大致情形。

1 明清时期耀州窑简况

明清时期，耀州窑的制瓷中心已完全从黄堡转移到陈炉地区，陈炉地区有立地坡、上店和陈炉三大窑场，瓷釉品种和产品也完全走向民间化。创烧于金代的立地坡窑场在明清时期继续发展，在陈炉三大窑场中最早出现了黑窑、瓮窑和碗窑三行不乱的瓷业行会制度②。创烧于元代的上店窑场入明后走向衰落，并在明代嘉靖年间因为地震导致水源中断而停烧。金末元初创烧的陈炉在明清时期以东三社、西八社和周围的马家科、水沟、那坡等14处地点为其具体的制瓷地域，实行“四户分立”、“三行不乱”③的生产规则，即烧造区域和烧制产品类型都有分工，互不影响。这种分工模式有力的促进了本区域陶瓷烧制和贸易的繁荣，成为明清时期陈炉耀州窑鼎盛发展的重要因素[2]。

在制瓷品种方面，传统的耀州窑青釉瓷器发展至明代初期变为黄褐色的印花产品，之后逐渐消失，黑釉、白釉、酱釉、茶叶末釉和白地黑花等成为明代陈炉耀州窑的主要制瓷品种，产品类型以碗盘等日常生活用具为主。此时期烧制的白地黑花瓷在所有釉色品种之中最具特色，其烧制工艺源自明代山西移民。山西移民迁入陈炉，为当地带来了山西地区磁州窑系白地黑花产品的烧制技艺，并结合了耀州窑传统的豪放洒脱的艺术风格，因而此地烧制的白地黑花瓷的最大特点是具有超强的动感和写意风[3]。此外，据史料记载，明代秦王府曾在立地坡建立琉璃厂，主要烧制孔雀蓝釉建材，供营建秦王府使用。2005年陈炉窑考古队对陈炉镇北头进行试掘时，发现了明代烧造琉璃瓦和琉璃构件的窑炉和作坊，出土了大量的板瓦及筒瓦，其中出土了一批带有龙凤纹的琉璃瓦当及构件，表明陈炉和立地坡曾共同为明秦王府烧制过建筑建材[4,5]。

清代陈炉耀州窑的烧制规模更为宏大，瓷釉品种繁多，器物种类丰富，造型式样多变，装饰手法也多样。制瓷品种除延续明代已有的黑、白、酱、茶叶末和白地黑花瓷外，还新烧出当地称“铁锈花”的白地赭花瓷和香黄釉瓷。产品类型主要有日用器、陈设器、玩具和瓷塑等。同白地黑花相比，白地赭花色调更为柔合，还在赭色花纹中闪有铁锈般的金属光泽。香黄釉瓷，色调类似金元时期的姜黄釉，是陈炉耀州窑工匠用白药、黑药、黏土，用适当比例混合配制而烧成，以生产“三供”、“五供”、“七供”等供器为主。此外，陈炉窑工还将香黄釉进一步发展成香黄釉划花、香黄地黑花、香黄地赭花、内白外黄地赭花等，使之成为清代耀州窑所产极具乡土气息的瓷釉品种。清代耀州窑瓷器的装饰手法丰富，主要有刻、印、划、剔、雕、贴和彩绘等，其中以彩绘技艺最有特色。

2 晚清民国时期传统耀州窑的创新和发展

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历史发展进入近代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领域都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革。这种大背景下，处于西北地区的耀州窑陈炉窑场在继续维持“四户分立” 、“三行不乱”格局，烧制黑、白、白地赭花等产品的同时，也开始尝试出现一些创新和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是釉色品种的创新。青花的出现和流行是晚清民国时期耀州窑最大的特色。陈炉青花，当地人称土青花、蓝花或白底蓝花，是陈炉窑受景德镇青花制作工艺影响④，引进钴料后烧制而成，进入民国后成为陈炉耀州窑的主流产品，但其最早出现应在晚清。耀州窑博物馆所藏香黄釉黑彩青花盘口瓶，主要的装饰为香黄釉和黑彩，仅在腹部正中采用青花勾边的开光，并在其中青花楷书“西京铜川炉山造，光绪三年春月造”，这是目前所见耀州窑青花最早纪年，即光绪三年（1877年）。又仅款识为青花题写，显示当时陈炉窑场的钴料并不十分充足，未广泛使用。因而一般将陈炉青花的最早出现时间定在清光绪年间。在青花出现的基础上，陈炉窑场还将其与原有的香黄地赭彩和白釉等品种相结合，创新出香黄地青花赭彩和香黄地白釉开光青花赭彩等品种，极大丰富了陈炉耀州瓷的釉色种类。

其次是器物种类和装饰题材的变化。陈炉窑场的器物种类在原有的日常用品、陈设器、供器、玩具和瓷塑的基础上，新出现了汤盆、酒精灯、鸡娃灯等近代生产生活用器，同时也出现了烟葫芦、烟灯、烟筒之类的烟具[6]。装饰题材中最大的变化是出现大量的文字装饰，内容包括诗歌、俚语、谜语、对联等，有的甚至是当时社会背景和历史事件的直接记录和反映，例如“清朝灭亡、民国成立、还我河山、抗战胜利、开展新生活”之类。需要指出的是，民国时期陈炉青花的画工除了本地窑工之外，还有一些外来工匠，如江西艾志斌。

在以上变化之下，至1941年，陈炉共有瓷窑40余所，作窑121所，其中黑窑11，瓮窑39，碗窑71，产品主要销往陕西、甘肃及河南西部地区[6]。当年瓷窑产量统计如下表，可知全年共烧窑338次，总产量为8503100件，年产值883350元。1939年时陈炉窑场的年产量为320余万件，产值为9万余元[7]。1941年的产量是1939年的近三倍，产值是1939年的近10倍，这种巨大的变化正是抗战以来，东路堵滞，陈炉瓷业乘机繁荣的表现。

陈炉镇瓷窑产量统计表（1941年调查）[6]

3 全新的瓷业改良活动

晚清民国时期，在传统的耀州窑瓷业进行创新和局部改良的同时，陈炉窑场以外的河东坡和黄堡等地，特别是耀州窑发端和鼎盛的黄堡窑场，先后出现过一些全新的瓷业改良活动。这些改良活动的目标是烧制“细瓷”[6]，主要通过胎料、釉料、釉色、成型、装饰、施釉方法和烧成等一系列制瓷技艺的改良和创新来展开。在此，以晚清民国时期耀州窑史上发生的创办河东坡窑、设立黄堡镇瓷业试验所、开办新式瓷厂等重大事件为纲来讨论。

（一）创办河东坡窑

河东坡窑是耀州窑所有窑场之中创建最晚的一处，烧瓷时间在晚清光绪年间。窑址在今天铜川市印台区东街外的漆水河对岸的山坡，清末时和同官县城东门相对，故名“河东坡窑”。关于该窑的始末，民国三十三年黎锦熙编纂的《同官县志·工商志》⑤有详细记载。通过记载可知，河东坡窑为光绪十四年（1888年）同官知县徐锡瓛于城东创办，共有三个烧制阶段。第一阶段为徐锡瓛烧制⑥。徐锡瓛，广西桂林阳朔县人，任同官知县期间（1894至1897年⑦），河东坡窑一直处于烧制状态，后因徐“期满去任，事遂中辍，人咸惜之”。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湖北大冶人黄肇宏出任同官知县，“重开城东瓷窑，颇有成效，因年荒中辍”[6]。此处年荒应为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的大旱。这是河东坡窑烧制瓷器的前两个阶段，总的来说时间都很短，产品烧制情形目前无法具体获知。

河东坡窑的第三个烧制阶段主要由江西潘民表负责。依据《清史稿·潘民表传》记载可知，潘民表，字振声，江苏阳湖（今江苏常州）人，同治十二年（1873年）举人。光绪初年，曾在直隶、河南、山西等地进行赈灾，光绪十五年（1889年），又赈山东十三州县。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同官大旱，慈禧太后在西安时，时任同官知县顾騄[6]向其争取到五万余两的赈灾款，又请江西潘民表来同官，私赈三万余两。潘民表正是来同官赈灾之时，发现同官有烧制瓷器的历史和条件，进而于次年开启了河东坡窑最后一个阶段的烧制，而河东坡窑的瓷业改良活动也都开展于这一阶段。

潘民表在河东坡开办同官瓷窑又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为1900年至1905年，为潘民表和同官县矿务局合办，属于官办性质。主要试烧类似景德镇窑的细瓷。光绪二十八年（1901年）潘民表派同官人赵志清赴江西景德镇考察，并雇十余名陶匠返回，之后在西安西岳庙试烧瓷器[8]。光绪三十一年（1904年）转移到同官河东坡烧制[6]。后因“土质不良，烧辄不成”，“前后耗费官本约八千余金”[9]，没有显著成效，同官县矿务局决定停办。后期为1905年至1906年，为潘民表将原有“工匠釉料一切揽收”[10]，自筹经费，集股开办，“力求改良”当地瓷业[11]。聘用工匠的薪资比原来更高。另外从同官县南三十里的磑子山开采原料，这里正是耀州窑黄堡窑场的泥池所在地。这时河东坡窑烧制的主要品种为细瓷、青花瓷，产品质量“稍逊景瓷”，曾挑精品上贡慈禧太后并大得优奖。但总体上产量不大，销路不畅，“本利互较，不及十分之一”[9]，又因为和潘民表一起承办瓷窑的委员王宪章常常蒙混渔利，导致窑务亏损颇多。最后因为经费不够，潘民表“请兼盩厔釐榷，以羡馀助磁业，仍不给，且亏税，计无所出，竟仰药死”[6]。河东坡窑最终停办。

尽管如此，河东坡窑，特别是潘民表参与兴办的第三个阶段进行的各种瓷业试验，极大的推动了同官瓷业的发展，特别是青花烧制技艺在陈炉窑场的广泛传播。

关于河东坡窑址，上世纪九十年代专门从事耀州窑考古发掘和研究的禚振西先生曾去此窑址调查过，确定窑址位于今铜川市印台区老东门外向南一里的东西向的沟口北坡，坡下不远的一处台地即为河东坡窑的旧址，现为居民住宅，仅在一家院内发现一处残破窑炉遗址，未发现瓷片标本[3]。河东坡窑应是耀州窑发展史上的最后一个“贡窑”⑧。因此，河东坡窑的兴办被列为辛亥革命前陕西的重大事件[12]。

（二）设立黄堡镇瓷业试验所

晚清民国时期，欧美和日本等地区工业发展进程中，专业试验机构对工业技术的发展和创新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受此影响，为促进当时中国工业的发展和进步，一些由政府设立的工业试验机构⑨纷纷产生。这些试验机构均将陶瓷的试验和改良作为其任务之一。此外，各地政府也在国内一些传统的窑场设立专业的陶瓷试验所⑩，更加有目的性地进行陶瓷的改良。所以耀州窑的改良和发展也势在必行，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有此认识[13]。这是黄堡镇瓷业试验所[14]产生的基本背景。

黄堡镇瓷业试验所产生还同1935年国民政府首次公祭轩辕皇帝密切相关。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国民政府规定每年清明为民族扫墓节。当年4月由国民党中委邵元冲、张继、邓家彦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要员以及陕西省主席邵力子等组成的高级谒陵代表团[6,15,16]前往陕北公祭轩辕皇帝。4月4日至6日，代表团经过黄堡并在同官县留驻，期间了解到耀州窑黄堡窑场曾经的辉煌和当地蕴藏丰富的瓷土资源，并查看了黄堡镇出土的宋代耀州窑青瓷。邵元冲随即产生了恢复黄堡镇瓷业的决定。之后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和陕西省政府各拨款两千元[15]，同官县负责具体恢复事宜。

1935年12月1日黄堡镇瓷业试验所正式成立，位于今铜川市黄堡镇，隶属于同官县，其宗旨是“恢复固有、提倡新兴”。所长为梁蓬莱，聘陈洪藻为技师[17]，还招收了一批学徒。试验所成立之初，对黄堡镇当地的陶瓷原料进行了短期试验，着重其色泽、黏性、收缩固结力、可塑性、耐火度、硬度、光泽进行研究并取得一定成绩。遇到主要问题是窑炉结构不合理，因而黄堡镇瓷业试验所提出了购买耐火材料，建新式小试验窑炉的解决方案[18]。1936年黄堡镇瓷业试验所主要进行了以下工作[18]：整理所址；探取本地各种陶瓷原料，是石类则行粉碎，是土类则行淘汰，是盐类则行结晶；制造石膏模型，训练学徒注坯；探取本地耐火材料并试验；设鼓风试验炉，从事坯质、釉药试验；研究本地燃料问题；设小规模制造厂；训练学徒制造技能，并授以相当学理。

另外，仿制宋代耀州窑青瓷和试烧白瓷也是黄堡镇瓷业试验所的重要工作。根据民国《同官县志·工商志》和1936年9月20日民国人士陈植槐赴同官游记记[19]载，黄堡镇瓷业试验所自成立近一年来，在进行各种实验、改良设备的基础上，成绩卓著，已能烧制不同釉色的瓷器，宋代青釉耀瓷复仿制取得相当成效，“恢复固有”的宗旨初步实现。但白瓷烧制一直不成功，为此1936年内陕西省政府派试验所陈洪藻技师赴山东、江西考察[20]，就是为了学习烧制白瓷。可以说黄堡镇瓷业试验所成立后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恢复固有、提倡新兴”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但最终还是在因为多种原因而很快走向终结，最重要的原因是民国《同官县志·工商志》所记载的“因抗战军兴，资款不继，遂罢”。即便如此，作为耀州窑发展史上第一个由中央和地方政府联合筹办的制瓷窑厂(11)和陕西省最早设立具有官方背景的工业试验机构(12)之一，黄堡镇瓷业试验所还是在同官瓷业改良和恢复固有方面形成了深厚的技术积累，同时培养了一批理论素养较高的学徒，这些都对民国后期耀州窑瓷业的改良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开办新式瓷厂

1937年7月全面抗日战争开始后，国内局势动荡，新成立不到两年的黄堡镇瓷业试验所最终因资款不继而停摆。后来随着战争局势的变化，东路堵滞，西部地区成为实业救国的落脚区域。1942年陇海铁路咸同支线贯通(13)，为同官当地煤炭和瓷业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此时，传统的耀州窑陈炉窑场迎来了一个繁荣时期，而咸同铁路纵穿而过的黄堡窑场更是出现了以建新和新新为代表的新式瓷厂，继续践行黄堡镇瓷业试验所“提倡新兴”的宗旨，为耀州窑的发展注入了全新血液，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 由外来人员主办，采用现代企业制度，技术来自国内外工业学校，聘用当地陶工。

以建新瓷厂[21,22]为例，该厂全称建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窑业厂（或瓷器厂），为西安建新实业公司的陶瓷部，1940年12月创立，具体由晋商杜玉六、李存斋、张剑清、赵德青、薛鸿林等筹备创办。以制造各种瓷器和耐火砖为基本业务。建新瓷厂是典型的股份制工厂，其股东多山西人，董事和监事全为山西人。建新瓷厂的具体管理人员也全为山西人，多是工业学校的毕业生，熟稔陶瓷生产的理论和技术，尤其是薛鸿林。薛鸿林，字春正，山西芮城人，日本东京工业大学毕业，主攻陶瓷、玻璃、水泥等硅酸盐研究，任建新瓷厂的经理。王再文、李权、李体仁、王希天、黄孝平等分别任工程师、厂长、技师、会计主任、总务主任，除总务主任外其他均为山西省立工业专门学校毕业，具备必须的专业知识。

此外，新式瓷厂的工人主要来自于当地，建新瓷厂和新新瓷厂均是如此。瓷厂工人主要分为夫役、技工、粗工等三类，其中技工和粗工相对较多。当然，新式瓷厂还会招收学徒，如建新瓷厂在建厂之初，曾在陈炉镇招收学徒40人，进行为期一年的培训。新式瓷厂的基本人员构成情况，无论从管理者专业水准之高还是聘工数量之多，均为耀州窑历代特别是民国时期极其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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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址均在古代耀州窑所在的十里窑场，制瓷原料主要来自黄堡和陈炉，制瓷中开始采用采用新技艺或新式设备。

建新瓷厂厂址位于同官县黄堡镇南漆水河畔（今黄堡镇漆水河西岸铜川市建陶厂所在地[23]），新新瓷厂(14)位于同官县黄堡镇小河西岸，两厂选址均位于今天耀州窑遗址范围之内，也就是历史上遗址制瓷的十里窑场，在交通和原料、水源、燃料等方面具备进行瓷业生产的先天条件。选定厂址之后，瓷厂随即在黄堡和陈炉两地选定了瓷土矿区，如建新瓷厂在黄堡镇土黄沟、佛爷沟和陈炉镇北沟三处取得矿权。当然，还有一些制必须的瓷原料需要从外地购置运输而来，如建新瓷厂的长石、石英由火车从华山运输而来，石膏从白水（驮运）和河南灵宝（火车运输）而来，釉石从靠近陈炉的富平驮运。瓷厂的燃料系采用黄堡本地的煤炭，每月从附近驮运到厂。至于水源主要靠井水或漆水河水。这就确保了新式瓷厂制瓷原料、燃料和水源的稳定。

新式瓷厂的基本生产流程为：采矿、粗碎、水簸、精碎、制坯、施釉饰彩、刮坯、烧窑。这和古代耀州窑的制瓷流程基本相同，当然不完全相同。在原料粉碎方面，采用球磨机进行原料精碎。建新瓷厂在1941年春开发了手摇球磨机，1942年春又开发出水力球磨机，大大提高了细瓷原料和釉料的精碎程度。在制坯手法方面，除轮制外还有压制、印制和捏制等，应采用了石膏注浆成型的方法，因而需要从外地运输石膏。在器物施釉方面则采用喷釉器，保证了施釉的均匀、稳定程度，具有蘸釉和浇釉无法比拟的优势。新式瓷厂在窑炉方面也有创新和改进如建新瓷厂经理薛鸿林发明了连续式陶瓷烧成窑炉，有两个窑门，一出一入(15)，可以完全采用烟煤为燃料，多数通火孔和烟道都有板闸，调控极为便利，还有一特点是连续式热量均可被利用，热量利用率高。这项发明被当时国民政府经济部授予新型专利五年。

3.产品以生活用瓷为主，兼及建筑用瓷、电瓷产品，经济效益极其可观。

新式瓷厂所出产品主要分三类，一是瓷器，主要有茶具、餐具、陈列品和粗瓷容器；二是耐火砖、耐火泥和电瓷产品；三是金属颜料和沉淀碳酸钙。其中茶具、餐具、电瓷和耐火砖为大宗产品。建新瓷厂曾自制出红、黄、黑、绿、紫等彩色釉料，还在1942年秋试制硬质陶器和细瓷。

相对于陈炉窑场所产瓷器，新式瓷厂所烧制的瓷器更为精细光亮，加之抗战背景下物资的匮乏，因而广受市场欢迎。建新瓷厂的瓷器主要销售于陕、甘、宁、青等省的瓷商，平均每月20000件；耐火砖和隔电器材主要销售于关中地区各大工厂和陇海铁路，每月约25吨；碳酸钙销往陕、甘、宁等省的火柴厂，月销4000公斤。1942年前1到10月营业额多达80余万元，盈利将近20万元，均为1941年全年的四倍。这个营业额在当时的是极其可观的，要知道1942年同官县的财政收入预算为49万多元(16)。

当然，新式瓷厂在实际陶瓷生产过程之中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有待于解决。以建新瓷厂为例，首先是职工技术素养不高导致产品质量欠佳。在当地所雇佣的技工多守用旧法，技术不够精良，而在陈炉新招学徒经一年培训后虽可以参与生产，但经验欠缺，这些都直接影响到所出瓷器产品的质量问题，如瓷器规整光洁度不够。其次是设备不足，因为抗战局势的影响，钢铁来源断绝，动力粉碎设备不易购置。而制瓷所用彩料部分为海外产品，也难以购买。此外还欠缺高温化验设备，实际生产过程中温度测试多依靠目测，往往难以精确。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新式瓷厂的正常生产和发展。尽管如此，建新瓷厂不仅推动了抗战时期及其以后渭北地区瓷业的发展，而且是晚清民国时期耀州窑瓷业改良与发展的杰出代表，并且在解放后依然存在(17)。

4 瓷业改良和创新的影响

（一）改变了晚清民国时期耀州窑的面貌

耀州窑之所以自唐代创烧直至清民国时期赓续不止，除了原料、燃料和技术等因素之外，还有一个无法忽略的原因就是耀州窑能找准自身的定位，每一个阶段都能烧制特点鲜明的瓷器。晚清民国时期，传统的耀州窑制瓷面貌最大的改变是青花的出现和流行，还结合原有的香黄地赭彩和白釉等品种，创新出香黄地青花赭彩和香黄地白釉开光青花赭彩等品种，拓展了此时期耀州瓷的釉色种类。同时在器物种类方面也有增加。位于黄堡镇的瓷业试验所和后来新建的新式瓷厂更是表现不俗，在瓷业生产设备、技艺和产品种类方面改变较多。设备和技艺方面以民国时期的建新瓷厂代表，在瓷业生产过程中采用多种新式设备保证产品的质量。采用石膏注浆成型，采用喷釉器施釉，发明改进手摇和水力球磨机，改进窑炉结构提升产量和质量。瓷器产品的变化主要包括釉色品种和器类。民国时期黄堡镇制瓷的釉色品种极其多样，红、黄、黑、绿、紫等多种色泽均能烧制，器类主要有茶具、餐具、陈列品和粗瓷容器等。黄堡镇瓷业试验所曾复仿制宋代耀州窑青瓷。此外，耐火砖、耐火泥、电瓷等也成为民国时期耀州窑的重要新产品。

因此，以上耀州窑的瓷业改良活动，特别是河东坡窑、黄堡镇的瓷业试验和新式瓷厂的出现，以烧制细瓷为主要目标，全面改良了瓷器制作过程中胎料釉料加工粉碎、成型装饰、施釉、烧成技术等方面的面貌，使得晚清民国时期耀州窑的瓷器的产品的种类和产量得到增加，质量得以提升，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效益。同时，新式瓷业生产在运作方面采用股份公司体制，聘用专业人员管理指导，新式设备的使用以及制瓷技艺的改变也为耀州窑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确保了一方名窑生命力的延续。

（二）为同官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耀州窑一直是同官历史上的重要产业，特别是耀州窑发展辉煌的北宋到金代早期之间。以北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为例，黄堡镇的商税为二千四百六十七贯六百三文，而耀州同官县当年的商税为二千二十七贯三百四十一文，同属耀州的云阳县孟店镇的商税为八百九十贯六百四十九文(18)，一个镇的商税竟然超过其所属县的总量，又是普通镇的三倍之多。这一比较少见的现象反映了黄堡镇的商业之繁荣，而黄堡镇繁荣的背后就是耀州窑瓷业生产的兴盛。从中可见瓷业生产在当时同官县经济中的总要地位。

晚清民国时期，无论是传统耀州窑还是新式瓷厂，其所进行的改良和创新活动，在增加瓷器产品种类、提高质量的同时，使得陶瓷产品的产量大大增加，相应地整个陶瓷业的产值也得到巨大提升。以陈炉窑场为例，1941年的陶瓷业产值竟然是1939年的十倍。而在黄堡镇创办的建新瓷厂，1942年前1到10月的营业额多达80余万元，盈利将近20万元，都是1941年全年的四倍。可以说产值都相当可观。由此可见当时陶瓷业发展的蓬勃景象。陶瓷业的勃兴在为当地民众提供就业机会的同时，也为同官当地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三）为日后当地瓷业生产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晚清民国时期，传统耀州窑在陈炉地区继续生产的同时，同官县的瓷业格局开始产生变化，随着黄堡镇瓷业试验所和建新瓷厂等新式瓷厂在黄堡镇的创办，曾经是耀州窑制瓷中心的黄堡得以重生，又一次成为同官瓷业的重要生产地。至此，民国后期耀州窑由黄堡和陈炉组成的制瓷格局基本形成。在这一格局之下，两地均属于耀州窑又侧重有所不同，陈炉以传统耀州窑瓷业生产为主，在制瓷技艺和产品方面延续传统，制瓷产品以满足民间日常需求为主。而黄堡则侧重现代瓷器生产，在技艺方面多采用机器和新式设备，产品除了相对精细的日用瓷之外，还生产耐火砖、耐火泥、电瓷等新产品。1949年以后，同官瓷业的基本格局还是和民国后期相同，继续分布在陈炉和黄堡两地。陈炉随后出现了集体性质的陈炉陶瓷厂，黄堡则出现了电瓷厂等。至今当地的瓷业依然由黄堡和陈炉两大部分构成，足见民国时期形成的耀州窑制瓷格局影响之深。

（四）对周边窑场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晚清民国时期耀州窑所进行的各种瓷业改良活动，不仅促进了耀州窑自身的发展和变化，而且对耀州窑以外的窑口产生了影响，这是让人无法预料的。位于今天甘肃华亭的安口窑，属于耀州窑系的窑场，金元时期曾受耀州窑影响烧制印花姜黄色青瓷[24]。晚清民国时期，该窑又受到了耀州窑的直接影响。首先安口窑在光绪年间由“陕西耀州瓷工路有才、崔大汉创烧红石浆绘彩白瓷之法”[25]， 实际上就是耀州窑陶匠为安口窑带去了当地明清时期早已流行的白地赭彩工艺。又1945年，建新瓷厂的李友恒带领技师李长庆、瓷工李茂生来安口，带去了注浆和红、绿釉瓷的烧制工艺[26]。这两个时期耀州窑制瓷人员向安口的流动，不仅为带去了全新的制瓷技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安口窑的发展。

5 结语

晚清民国时期，在整个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之下，耀州窑为了继续发展，在瓷器制作过程中的胎料釉料加工粉碎、成型装饰、施釉、烧成技术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良和创新，着力于生产精细瓷器。从地域分布来看，这些活动主要发生在陈炉、河东坡和黄堡三地，由于河东坡窑场仅在晚清光绪年间短期存在，影响主要在于景德镇青花等细瓷的全面引进。陈炉和黄堡则成为耀州窑瓷业改良、创新的主要发生地，这一瓷业分布格局对于日后当地瓷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并得以延续。从改良和创新的内容看，传统耀州窑仍然坚持是“三行四户”的生产模式，从事瓷业生产的以陈炉本地世代业陶的居民为主，其改良主要表现在瓷器产品釉色品种、器物种类和装饰方法的变化和发展。全新改良活动更多表现在黄堡镇出现的黄堡镇瓷业试验所和新式瓷厂。前者以“恢复固有、提倡新兴”为宗旨，主要进行耀州窑瓷业的研究和开发。以建新瓷厂为代表的新式瓷厂在运作方面采用股份公司体制，聘用专业人员管理指导，山西和河北等外地人员参与较多，生产过程中有意识地采用机器等新式设备，拓展产品种类，提高产品质量，产值高效益好。 至新中国成立前，虽然只有陈炉传统的瓷业生产和黄堡镇的建新瓷厂继续存在，但是晚清民国时期所有的瓷业改良活动，对近代耀州窑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全面改变了耀州窑的制瓷面貌和模式，使得耀州窑的生命力得到延续，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对周边窑口的发展也产生了影响。

注释

①“类余姚秘色”出自南宋陆游（[宋]陆游撰、李剑雄等点校：《老学庵笔记》，第22页，中华书局，1979年）。“橄榄青”之名出自中国著名古陶瓷学者陈万里先生（陈万里：《我对于耀瓷的初步认识》，《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4期）。

②民国三十三年《同官县志·工商志》记载“传当时（立地坡）陶冶分三等，各举行头，不得乱烧。所制属黑窑及瓮窑，距镇五里之马家窠为碗窑”。

③“四户”为瓷户、窑户、行户、贩户；“三行”为碗窑、瓮窑和黑窑。（详见民国三十三年《同官县志》）。

④晚清民国时期，北方很多窑场都烧制具有地方色彩的青花瓷，如河北磁州窑、甘肃安口窑等，即便陕西除了陈炉之外，距离陈炉不远位于今天澄县的尧头窑也烧制这类土青花。

⑤民国三十三年《同官县志·工商志》的详细记载为：河东坡瓷，在县东门外里许。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知县徐锡瓛试制未成；二十五年（1899年），知县黄肇宏又试亦未成。二十七年（1901年）邑大饥，江西潘民表携款来邑赈济，相度地势，集股开办，改进青瓷（即细瓷）窑，泥土取诸县南三十里之磑子山（石炭二叠纪砂页岩）。二十八年（1902年）派邑人赵志清赴江西景德镇考察，雇工匠十余名返，初试于西安西岳庙内，有成效。三十一年（1905年）遂移县制作。出品虽稍逊于景瓷，但每窑均有出色之品数种，因配食具数桌，进呈清太后，大得优奖。经五六寒暑，成绩颇著。嗣潘疾卒，各股东有回籍者，移居者，家落无资力者，款绌不继，遂停。今旧址犹存。

⑥根据《同官县志·吏治志》记载，光绪十四年（1888年）任同官知县的为江夏（今湖北武汉）人刘福荫。光绪二十年（1894年）徐锡瓛任同官知县，因而河东坡窑的创烧时间为光绪二十年（1894年）年更为准确。

⑦ 依据民国三十三年《同官县志·吏治志》推算。

⑧ 笔者按：目前所见资料表明，耀州窑在五代、北宋和金三个朝代存在贡瓷历史。五代耀州窑遗址曾出土若干“官”字款青瓷标本。北宋王存所撰《元丰九域志》以及成书于元代的《宋史·地理志》都记载了北宋耀州窑贡瓷的史实，窑址也曾出土龙凤纹青瓷标本（见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耀州窑博物馆《宋代耀州窑址》，文物出版社，1998年）。陕西铜川药王山南庵所藏金大定二十三年（1183）《耀州吕公先生之记》碑记载大定十三年（1173）耀州使效牛安因贡瓷经过滹沱河（碑刻详文见曹永斌《药王山碑石重勘纪略》下册，第31-36页，1982年油印本）。

⑨各种工业试验机构例如1915年北洋政府设立的工业试验所（赵廷柄：《工业试验所报告类刊》，农商部工业试验所，1923年）和1930年国民政府成立的中央工业试验所（立平、王俊明：《民国时期的中央工业试验所》，《中国科技史杂志》2003年第2期；赵正：《民国时期中央工业试验所筹建始末》，《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等中央政府试验机构和直隶（王家琦：《直隶工业试验所钩沉》，《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 105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山东、山西和福建等地方工业试验所，其中直隶工业试验所于清宣统三年（1911年）于天津成立，后改为河北工业试验所。

⑩专业的瓷业试验机构如1905年成立的山东博山工艺传习所（魏嘉、高纪洋等著：《山东陶瓷艺术发展史》，第七章，民国时期的山东陶瓷艺术，第169-177页，科学出版社，2016年）、1907年河北磁州彭城镇设立的瓷业试验场（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1908年1月19日）《磁州彭城镇商务分会总理王鸿宾申报立会七个月来所办兴革各事文》，天津市档案馆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和1917年浙江省实业厅在龙泉设立的浙江省立瓷业改良工场（吕鸿、赵冰：《从地方档案史料窥视龙泉民国时期的瓷业社会（一）》，《浙江档案》，2011年第4期）。

(11)创建于清光绪年间的河东坡窑，曾经历过地方政府兴办、官商合办 集股开办三种模式。

(12)另一试验机构为1935年秋陕西建设厅在其机器局内设立陕西省化验所，从事化验工作。1937年奉国民政府实业部之命改为陕西省工业试验所，主要进行当地工业的研究试验、改良适应和推广服务，由化验和工业两大部门组成，日常工作包括陶瓷的研究化验（见[民国]孙魁：《陕西省工业试验所工作概要》，《工业月刊（西安）》，第1卷第4期，1944年）。

(13)陇海铁路咸同支线1939年开工修建，1942年1月完成通车，该铁路在黄堡镇有站（民国《同官县志·交通志》）。

(14)有关新新实业有限公司瓷器厂的文献资料，目前仅见于民国《同官县志·工商志》。

(15)笔者按：类似现在真正意义上的梭式窑。

(16)数据来源于民国三十三年《同官县志·财政志》。

(17) 根据《铜川市志·陶瓷工业志》记载：铜川市建筑陶瓷厂，坐落于黄堡镇河西街，前身为建新实业公司瓷器厂。50年代，曾先后更名为中国建筑企业公司西北公司中建陶瓷厂黄堡镇分厂、地方国营陕西省铜川陶瓷厂、铜川市陶瓷厂。1951年5月以前，该厂主要生产碗碟、茶具和其他器皿。是年6月以后，转产建筑陶瓷。1953年，在新村设立制瓷车间，专门生产日用细瓷。1961年5月，该厂在今郊区王益村增设分厂，生产日用瓷。次年5月，分厂撤销。1971年1月，新村制瓷车间改建为市电瓷厂。

(18)《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五商税杂税之一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