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军 吕洁琼

摘 要：“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在理论上主要表现为本体论层面的“共同体取向”，方法论层面的“中观路径”以及价值论层面的“公平精神”，并以援助取向、增能取向、解放取向、解构取向四种理论取向构成其理论分析的基础框架。在实践上，“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延伸出了支持性路径、赋权性路径、倡导性路径和反思性路径四重实践干预路径。“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以社区为主体，旨在借助社区成员的集体参与来整合社会资源，以多样化的行动策略回应社区的多元需求，促进社区的整体进步和可持续发展，它是一种达致团结、互惠、尊重、平等、意识觉醒、能力提升的集体行动过程。

关键词：社区为本;反贫困社会工作;社区;社区社会工作

一、问题的提出：如何从社区的角度来理解“贫困”？

长期以来，贫困作为重要的社会问题一直困扰着人类。从传统的慈善救济到贫困政策和福利制度的确立，在漫长的历史中，人类不断地与贫困作斗争。在这一过程中，人类日益加深了对贫困的理解。从贫困的内涵来看，其内涵有着历时性的变化，由单一的收入维度，逐步拓展到能力、权利、脆弱性、社会排斥等多个维度;就贫困的本质而言，贫困体现着对社会多个层面的反思，其与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结构相关联，亦与权利和能力的剥夺相联系，还反映着与主流文化相悖的“贫困亚文化”;在反贫困实践方面，实践理念愈来愈体现着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重视，从最初基于怜悯的慈善救济转向专业化的反贫困服务。人类对贫困的认识和应对方式不断演变，其背后表现出贫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贫困的这种复杂性体现在：首先，贫困有着不同的根源且随着环境的改变而不断变化[1-2]，由此必然带来应对方式的多样化;其次，贫困与住房、失业、健康、不平等、家庭暴力、缺乏教育机会和获得社区资源有限、污名等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使得问题的解决更加棘手;再者，贫困是多维的，它涉及物质、社会、心理、情感和身体等方面，且这些维度之间并非是彼此孤立的，物质需求的不满足会引起社会幸福感的消极体验[3];最为重要的是，贫困所牵连的不仅仅与经济问题有关，更是事关社会公平和人的尊严问题[4]。贫困的复杂性使人类应对贫困陷入窘境，而如何破解作为“复杂问题”的贫困成为当前贫困研究的重要争议。

滕尼斯所言及的“社区（共同体）”的复兴被认为是当今许多最紧迫的社会问题的解药[5]。从现实来看，社区作为微观个人/家庭与宏观环境的中间载体，一方面作为结构的环境通过社区形塑着个人/家庭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另一方面，个人的能动性又反过来深深地塑造着社区的氛围和整个社会环境[6]。在这个意义上，社区打破了宏观环境与微觀个体的割裂，弥合了两者二元对立的张力。

事实上，社区层面的反贫困早有先例。20世纪60年代，美国为了缓解个人救助所带来的救济依赖和贫困代际传递现象，将贫困扶助政策由侧重个人转向支持社区的整体发展[7]。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区主导的发展与减贫”更是成为理论界的重要关切，社群团结、社区凝聚力和动员能力的有效开展对反贫困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8]。大量的研究表明，从社区层面来理解和减少贫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一，越来越多的社区研究集中发现，个人对生活质量的主观感知和客观认识与其所处的文化、组织和社区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息息相关[9-10]。其二，贫困群体需要获取他们所处网络中多种来源和类型的支持，即不仅是家庭网络中的交换，更需要社区和国家的工具性支持（如经济援助）与表达性支持（如建议、情感支持）[11]。其三，个人通过成员身份在具有更多信任和互惠为特征的社区里能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其间可能开展的成千上万的小型活动有助于扭转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同时具有强大社会资本的社区表现出更强的复原力[12]。可以看到，即使在新自由主义的冲击下，大多数关于农村贫困的研究都集中在社区层面[13]。由此可见社区对于反贫困的重要性。

自19世纪末期以来，“社区”就深深地根植于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脉络之中，并逐渐开创了聚焦于社区乃至更宏观议题的行动传统[14]。社区被社会工作看作是可以促进福祉、团结和尊重的基础[15]。社会工作中所具有的社区视角可以与对贫困的关注联系起来[16]。社区社会工作与反贫困有着不可忽视的历史渊源，被视作社区社会工作滥觞的“睦邻运动”[17]，所回应的正是该地区的贫困问题睦邻组织运动通过设立社区睦邻中心为当地的贫民提供服务，具体做法包括：（1）以社区为工作对象;（2）工作人员需与工作对象建立良好关系并相互信任;（3）随着社区居民实际需要而发展工作计划，先举办社区调查再做社区计划;（4）要去协调联系社区内相关单位，并运用社会资源;（5）鼓励社区参与，培养当地人民自发自动、互助合作的精神与作为;（6）除了提供社区互助服务，也注重社会改革[18]。 。社区社会工作在回应贫困的复杂性方面具备明显的优势，它既跳脱出个人层面的束缚，从社会结构、政策和价值观等宏观层面来看待贫困背后所牵涉的个人和社区之间的不公平分配[19];又聚焦于贫困群体的参与、合作和团结，尊重贫困群体的价值和尊严;还注重盘活社区的资源，从多个层面介入来响应贫困群体的多样化需求。值得一提的是，社会工作专业本身所具备的反思性社区社会工作对贫困的反思体现在对贫困知识和实践的批判反思、对贫困背后涉及的权力的批判反思、对贫困给服务对象带来的影响以及服务对象自身的贫困认识保持敏感、对专业自身的介入及时反思。社区社会工作对贫困的反思由社会工作的反思性延伸而来，社会工作的反思性包括对社会工作反思性本身的思考、批判地评估知识主张和实践的构建、帮助服务对象反思自身的存在、对权力以及权力对专业自身和对服务对象的影响保持敏感四个层面[20]。 也能够使社区社会工作在应对贫困的复杂性方面保持敏感、批判的态度，及时察觉和回应贫困的变化。

那么，社区社会工作如何将其反贫困的行动传统延续至当下，又会如何回应贫困的复杂性呢？以往的贫困研究尚未凸显社区在反贫困中的作用，亦或者未能对社区反贫困进行系统的阐释近些年来，国内社会工作关于贫困讨论最多的是发展性社会工作[21-25]以及整合的社会工作模式[26-28]。 ，因而，本文依据社区的特征和反贫困的现实，尝试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来建构“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社区为本”的反贫困实践模式经历了“社区发展”“社区导向”等一系列实践之后而逐步发展形成[29]。 ，以对这一问题进行全面的解释。

二、“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理论建构

“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理论在提出之前需首先澄清社区和反贫困二者之间本身的张力。虽然社区概念在贫困争论中处于中心地位，在贫困研究中占有重要的空间，但社区在反贫困策略中的作用尚未被完全概念化，其背后的原因大致可以从三方面来理解[30]：一是在现有的制度背景下，贫困研究的目标和利益可能被优先考虑，而社区被视为缺乏政治影响力;二是构成观念的两个概念——贫困和社区具有多种理解，难以达成概念共识;三是社区实践中反贫困战略的多元传统也阻碍了对其构想进行分析的任务。不可否认的是，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在应对复杂的贫困问题时，强调对贫困隐含的权力和资源分配不平等的关注，一定程度上对社区反贫困的质疑进行了部分消解，但对社区和反贫困的内涵和现实需要进一步说明。因此，对“社区为本”和贫困作进一步解释是构建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理论的基础。

一般来说，社区被理解为是以自然意志为基础的社会共同体，社区成员对社区有着强烈的信任、归属感和认同感，与之所对应的社会则由理性意志所推动，社区成员表现出情感无涉、注重理性和利益。传统意义上所理解的社区是一个以地点为基础、内在具有稳定性和凝聚力的社会实体，地方性社会联系的中心化是其所形成的基本动力，因而具有规范、空间和实践的本质，但在当下，社区是拥有情境、行动、情感-心理以及流动的多重现实社区的多重现实表现在：情境化视角下的社区现实意味着情境化地理解“社区”，通过重新集合时间、空间、人、对象以及感觉和知觉来理解社会性;行动视角下的社区现实将“社区”的重要意涵落在共享的文化、身份和利益及其所促动的行动潜力上;情感-心理视角下的社区现实强调主观身份认同、社区感在理解社区现实中的重要性;流动视角下的社区现实注重社会团结问题的整合性和共同性的流变，即社区是经济、政治、领域、感情所有特殊要素的集合[31]。 。中国的社区是建立在集体主义与家族主义之上的地域关系体，尤其在农村，公共关系与亲属网络和其他私人关系密切相关[32]。因此，基于对“社区”内涵和现实的反思，“社区为本”可从其本体论、方法论和价值论意义上进行理解。在本体论意义上，“社区为本”追寻着“共同体”层面上的社区回归，将“社区”看作是具有积极面向的、客观存在的实体，关注社区内在的社会关系、社会互动、社会规范、情感以及治理结构;在方法论意义上，“社区为本”是认识社会发展和变迁的一种方法，“社区”作为研究社会的一个切入点或者是一个具体的、独特的“场域”，通过对“社区”的分析能实现见微知著的功能，即透过“社区”这个中观载体可折射出整个宏观社会结构的变迁[33];在价值论意义上，“社区为本”蕴含着达致平等、正义等公共性的现代价值精神，它关注社区不平等和社会结构，试图通过反思性的集体行动来促成社区成员意识的觉醒，进而推动社区问题的解决和社区发展。概言之，“社区为本”是追溯“社區共同体”的过程和方法，也是实现现代价值的反思性行动。

在此基础上，“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延伸出自身的理论基础。在本体论层面，它认为构建贫困群体之间团结、互助的“社区共同体”成为可能;在方法论层面，“社区”成为解决贫困问题的中观载体，同时反映出贫困问题背后所连接的结构性问题;在价值论层面，贫困问题的根源被放置于更大层面的结构性因素，集体行动使权力和资源的重新分配成为可能。可以说，“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包含着对现代公平价值的追求，它以“共同体”的实现作为行动的目标，以社区本身视为解决贫困问题的行动方法，是一种达致团结、互惠、尊重、平等、意识觉醒、能力提升的集体行动过程。

贫困研究中存在多种理论争辩，其中较为集中的是个人主义和结构主义之争。二者争论的根本区别在于因果关系和暗含的规范性，即对贫困生成机制宏观和微观层面的不同描述以及责备归因[34]。由此演绎出对待贫困群体的两种不同逻辑——惩罚取向和包容取向[35]。显然，后者是更契合“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当前，关于贫困研究可以从过程、互动和行动来分析 关于贫困研究过程、互动和行动三个层面的分析，具体参见沈红的《中国贫困研究的社会学评述》[36]，本文借鉴该论文提及的框架，但其具体意涵与原文不一样，多从社会工作的视角考虑，如互动层面本文主要基于批判性社会工作对贫困的思考。具体见文中解释。 ;过程层面的贫困研究关注贫困发生的原因和机制，以往有个人惰性和道德归因视角及代际传递理论、贫困亚文化理论、结构归因的视角和权利与能力的剥夺理论等多种解释;互动层面的贫困研究以互动关系（围绕贫困群体的周围社会关系）来看待贫困，涉及关系视角[37]和感知贫困范式[38-42];行动层面的贫困研究，主要侧重于反贫困方式，多数与社会资本理论、参与式发展理论、赋权理论以及社区发展理论相联系。贫困多样性和复杂性促使贫困产生了不同的解释，同时不同的贫困理论要求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社区的需求[12]。这些多元化的贫困解释构成了“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对贫困不同层面认识的基础。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应对贫困的复杂性，基于“社区”和贫困的理论与现实，本文尝试建构一个由“主观-客观”“个人-结构”两大维度构成的“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理论框架（见图1） 需要澄清的是，维度所划分的四个象限并不是割裂的，相反，这四个象限彼此联系共同构成了“社区为本”反贫困社会工作的理论框架。由此所延伸的社会工作反贫困实践路径亦是如此。。该理论框架的提出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其一，贫困成因的多样性以及贫困内涵从收入到多维度的演变逻辑使得社会工作对贫困的关注点发生更新。从贫困的过程和互动来看，贫困成因在主观个人和客观社会环境之间不停摇摆，而且人们开始不仅关注贫困群体的客观呈现，还注意观察贫困群体的主观体验/主观感知;从反贫困的方式来看，以往外在物质补救式的理念逐渐退出舞台中心，集中于主体发展乃至预防式的方法越来越多。因而，“主观-客观”可以作为维度之一。其二，贫困本身所具有的“个人与结构”的争议，与社会工作内在原有的“个人治疗”还是“社会变革”[43]相关联。对贫困“个人与结构”的不同解释所带来的服务方法和服务内容略有不同 在此需要做一个说明，“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本质上持有批判反思性，社会工作对贫困群体以及对贫困的理解和应对上强调关注贫困的结构性力量，试图以社区为主体、以集体行动来破解复杂的贫困问题。在行动中，社会工作以“包容取向”和“优势视角”来看待贫困群体及其问题。文中维度的划分只是为了更好地识别社区中贫困群体的需求并采取相应的反贫困实践方法，从而在实践中以多元化的行动策略满足贫困群体的多样化需要，这些行动也包括为社区中贫困群体提供可能需要的个性化服务。，而多种行动策略正是社会工作在应对贫困复杂性所需要的，因此，“个人-结构”是其第二个维度。如此，由“主观-客观”“个人-结构” 两大维度构成“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理论框架的四种取向。

面对复杂的贫困问题，“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采用不同的理论取向来分析和回应社区的贫困问题，满足贫困群体多样化的社区需求。具体地说：

1.援助取向建立在人本主义的视角之上。援助取向的理论把贫困“去问题化”，重视贫困群体的价值和尊严，强调贫困群体的自助和自我发展的主体性，所重点回应的是贫困群体消极（不良）情绪以及福利依赖等问题。援助取向认为社会工作者在互动中为贫困群体所提供的支持对贫困群体具有重要影响，因而十分重视实践中的信任、良好的专业关系。支持是这一取向所主张的路径。

2.增能取向以赋权理论为基础。增能取向的理论认为贫困是个人能力受阻进而导致个人和社区整体能力匮乏的消极后果。在这一视角下，贫困人群是解决贫困问题的主体，通过参与社区发展的过程，可以使他们有能力应对生活中面临的贫困挑战。因此社工通过社区组织鼓励贫困群体参与社区活动，激发个人的潜能，从而通过集体行动实现个体和社区增能。对此，赋权是一种有效的实践路径。

3.解放取向依托于批判主义的视角。解放取向的理论认为贫困是社会结构和制度不平等的结果，是通过性别、阶层的交叉关系而产生的一种权利剥夺。在此，贫困群体被认为是值得通过再分配的方式来摆脱结构性的贫困束缚，因而，社工需要反思贫困群体所涉及的关系的性质及关系所存在的背景，将贫困群体从结构束缚中解放出来。倡导政策的完善并促进权力、资源的再分配被认为是一种可行的路径。

4.解构取向建立在批判-建构主义的视野之上。解构取向的理论从积极、包容的角度理解贫困群体，该取向认为贫困群体是在经济和社会资本匮乏的情况下抵抗贫困的積极主体，应在与贫困群体的互动中认识和理解他们。为此，社工应以“我们”的角度来看待贫困群体，重视群体差异和团结，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反思，重新建构社会对于贫困群体的认知，打破社会对贫困群体的偏见。反思是该视角提倡的主要路径。

以上四种理论取向构成了“社区为本”反贫困社会工作的理论框架。这四种理论取向并非割裂的，而是彼此关联、相互配合，共同融入“社区为本”的架构之中，以一种整合的理论视角来认识和分析贫困。在实践中，这四种取向共同作为“社区为本”反贫困社会工作实践的理论基础，通过对社区贫困问题多维角度的思考，开展多元化的行动策略，以此来响应社区多样化的需求。

三、“社区为本”反贫困社会工作的实践路径

互惠、信任和规范是促进人们有效合作、创造公民社会所需“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44]。以往研究表明，社区如果不具备类似强烈的血缘关系这样有凝聚力的社区结构，往往会因为缺乏社会资本的基本要素而难以获得反贫困援助的机会[45]。因而，培养社区成员的互惠、信任和规范，增进社区意识和团结，构建强大的社会资本对于反贫困实践来说十分重要。“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实践借鉴以往的实践经验，以打造团结、互助的“社区共同体”为实践过程和目标，借用社区成员集体行动的力量来打破贫困结构性障碍的束缚，促进社区资源和资本的重整以及社区秩序的更新。由此，“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实践勾勒出其反贫困的实践轮廓。整体来说，“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实践以优势视角为基础，以社区为主体，旨在借助社区成员的集体参与，整合社会资源，盘活社区资本，不断地提高社区成员的能力，以多样化的行动策略回应社区的多元需求，促进社区的整体进步和可持续发展。“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在厘清反贫困实践轮廓的基础上，由其理论框架的四种取向延伸出实践的四重干预路径。

1.支持性路径。该路径基于援助取向并依托于人本主义的相关理论视角，尤其是与心理学相关的理论，重点关注与贫困个体/家庭相关的主体性问题，以求解决其面对贫困的消极（不良）情绪和由此引发的福利依赖等贫困问题。在实践目标上具有较强的治疗——支持性质。社会工作希望通过与贫困个体/家庭的互动，给予贫困个体/家庭的支持，旨在通过对贫困个体/家庭的尊重和价值肯定，帮助他们反思自身的潜意识和环境对个体/家庭的心理认知以及行为选择的影响，平衡他们内在的精神世界，同时激励个体/家庭树立面对生活的信心，使个人/家庭相信自身有解决贫困的能力，从而来调动他们应对贫困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在具体干预操作上，社工要综合选用人本中心模式、行为认知模式和心理动力学模式等理论模式来为贫困个体/家庭提供包括支持陪伴、情绪安抚和个案管理等相对个性化的服务。特别强调的是，除了社会工作本身的支持，社会工作还需利用社区以及周边重要他人的支持，鼓励和激发贫困个人/家庭积极地应对贫困，发挥他们的主体性。

2.赋权性路径。它以赋权理论为基础。该路径主要解决的是个人能力贫困、收入贫困等客观性贫困问题。它聚焦于激发贫困个体/家庭解决问题的潜力，积极地调动个体/家庭的资源，通过社区教育、社区宣传以及技能培训，提高贫困个体/家庭的自我发展能力。参与是赋予穷人权利从而实现社区制度改革的一种方式[46]。因此，社会工作通过培育社区组织，动员贫困群体参与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组织活动，尤其是一些生产性组织活动，增强彼此的互动和联系，促进社区成员之间的互助，帮助贫困群体提高能力。参与的过程有助于整合社区内部的社会资本，提高贫困群体对社区的责任感、认同感和归属感，促使个人和社区增强抵抗贫困的能力。参与是实现赋权的具体方法，而赋权的目标是让贫困群体有资格参与反贫困的过程，推动整个社区依靠本身的资源和优势应对贫困问题。因而，赋权是一个挖掘贫困个体/家庭潜能的过程，也是承认贫困个体/家庭社区成员资格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社工从社区赋权开始，激发个人的潜力和能力提升，使社区成员能够通过参与在“社区共同体”中自助、互助，共享反贫困的经验与成果，社区也成为能够自我管理、自我支持的“共同体”。

3.倡导性路径。该路径以解放取向的理论为基础，如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它所要解决的是社区关系贫困和权利贫困等客观性结构问题，关注造成贫困的关系和结构性力量，从社会资源的再分配以及社区内部资源的整合两方面进行回应。一方面，社工在开展反贫困实践时，以倡导的形式呼吁社会和国家对贫困群体的关注，给予贫困群体适当的政策优待，从宏观层面促成外部资源的输入和相关制度的变更，为解决贫困问题消除客观的结构性障碍因素，营造有利于贫困社区发展的外部环境，并促进贫困社区与外部环境的良性互动，推动社会公平;另一方面，社工对社区内部的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根植于贫困社区的历史-文化积淀，培育和发展当地的社会资本，倡导社区社会资本的合理利用和再分配，促成社区公正、平等的形成。

4.反思性路径。该路径结合批判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理论思想，主要回应贫困群体在社会生活中的贫困感知问题，如贫困的污名化、社会排斥等。这一问题虽然关注贫困群体的主观贫困问题，但与“支持性路径”不同的是，它重点关注贫困群体在社会互动中所产生的贫困感知以及整个社会对贫困的刻板印象。针对这一问题，社会工作需要从以下三点来展开反贫困实践：（1）让社区乃至社会其他成员听到贫困群体的集体声音，换句话说，就是让贫困群体有自我表达的机会。一方面，社工扮演引导者角色，唤醒贫困群体的自我意识，敏感地察觉他们处于贫困状态的真实感受，并积极地倾听他们的声音;另一方面，社工作为中间人，将贫困群体的感受和真实生活呈现给社会大众，让他们对贫困群体有进一步了解，理解贫困群体的生活。（2）社工鼓励社区非贫困群体与贫困群体积极互动，如通过参加社区组织的活动，在互动中使社区成员理解贫困群体的真实感受和现状，消除对贫困群体的固有偏见，营造尊重、友爱、团结的社区氛围。（3）社工要结合倡导的路径，呼吁整个社会对贫困群体的包容，避免对他们的贫困污名化甚至是社会排斥，促使整个社会形成对贫困问题的批判性思考。

“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的四重干预路径并不是单一开展的，它们在实践中是相互关联的。正如图1所示，这四重路径连接在一起、相互配合才构成“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的整体实践系统。尽管在“社区为本”反贫困实践的整体系统中，不同的实践路径有其侧重：支持性路径重视“个体动力”，赋权性路径重点关注“群体动力”，倡导性路径突出强调“资源分配”，而反思性路径重视“问题解构”，但四种路径相互嵌入，构成反贫困实践的系统行动，響应着贫困社区多元化的需求，是对贫困复杂性的有效应对。

四、讨论与反思

从解决贫困问题的历史来看，英国的“济贫法”、德国的“汉堡制”和“爱尔伯福制”、英美的慈善组织会社和睦邻组织运动，这些最初的社会福利制度和社区福利组织推动了社区发展的实践，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制度和组织源泉[47]。之后，社区发展在实践中逐步演进，社区层面对反贫困的重要性不断被提出，这背后隐藏着这样的一种假设：一个有能力解决问题的、有活力的社区将能够为居住在那里的人提供高水平的福祉[16]。社区被看作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可能出路。然而，当下的贫困呈现多维度的状态，是一个多层次、复杂的社会问题。那么，在历史上曾经对贫困问题做出过回应的社区社会工作会如何延续行动传统来应付复杂的贫困问题呢？如前所述，“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将行动传统的延续成为可能，在应对贫困复杂性的问题上具有明显的优势，但同时它在某种程度上也面临着不少挑战。

贫困社区存在着紧密的社会互动和丰富的社会网络，随着社区弱势程度的增加，居民通过满足物质和情感需求的方式互相帮助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48]。“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正是合理运用了贫困社区“互助”的本质优势，借用社区参与来赋予社区活力，促使贫困社区能够自我支持与自我管理。本文通过厘清“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的理论框架和实践路径，得以重新阐释社会工作何以在社区层面对复杂的贫困问题做出回应。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从社区整体出发，依托社区原本的优势，试图通过社区成员的集体参与来整合社会资源，发挥社会资本的良性作用，并以多样化的行动策略满足社区多元化的需求，以求促进社区的整体进步和可持续发展。这是一个组织社区居民参与集体行动，实现社区意识提升、增进社区凝聚力和促成权力与资源再分配的过程。

可以看到，“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在理论和实践上突出以下几方面特征：（1）“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具有明显的价值倾向，其以批判反思的态度对待当今的贫困问题，把贫困与其背后的结构性因素衔接起来，试图以“结构的、改革的”方式追求公平的价值精神，以包容的、多元的视角理解贫困现象。（2）“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将一种多元的贫困解释和应对路径纳入反贫困系统，关注贫困主观和客观的双重维度，注重微观治疗模式和宏观改革模式的结合，打破单一的实践模式，以多种行动策略应对社区多样化的、复杂的贫困需求。（3）“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以一种自下而上的视角认识并解构贫困问题，关注贫困群体的生活体验，尤其是与贫困相关的感知。“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为认识和理解当前的贫困问题提供了兼具批判性和反思性的视角，但不可忽视的是，这一反贫困理论和实践在现实中有其无法回避的挑战：

1.社区作为一个社会场域，为个人、群体、组织、机构和制度活动和互动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空间，这个空间囊括了空间范围的延展以及时间范围的溯逆，有其独特的社会文化和历史积淀[49]。也即，社区具有鲜明的社会历史文化特性。中国存在丰富的区域社会和文化多样性，地方所彰显的社会文化主体性既为反贫困实践的开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50]，也给反贫困实践带来了地方性文化知识的挑战。另一点需要注意的是，社区社会工作最初是以城市社区为工作对象来解决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贫困问题[51]，而中国社会具有明显的“乡土”特性。因而，作为社区社会工作在当代延续的“社区为本”反贫困实践，需要保持对文化多样性的敏感，时刻反省专业知识体系与本土文化的适应性，注意消解专业知识与本土文化之间的鸿沟，在实践中处理好专业方法与本土知识的平衡问题，避免陷入“文化识盲”的困局[52]。所以说，地方的主体性、传统知识和文化敏感性是“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实践不得不面临的一大挑战。

2.“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实践面临的另一大挑战体现在社区社会资本的双重属性。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社区和社区资本所带来的社会后果都可能具有双重属性，既可能产生社会整合，也可能具有负面的功能，比如社会排斥[53]。“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实践一方面促进了贫困社区社会资本的整合，提升了社区抵抗贫困的能力，另一方面却也导致了一定程度上的排他性，具体体现在：（1）对非贫困群体的排斥。“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实践倡导对贫困群体的政策优待，但非贫困群体（尤其是处于贫困线的临界群体）可能因为无法享受政策优待而引发感知的“不公平”，影响社区原有的社会规范和社会信任，导致社会秩序的不稳定。（2）对“隐蔽贫困群体”的忽略。尽管在实践中，“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实践尊重个体的主体性，重视社区成员的参与，但在现实中，那些恰恰需要反贫困服务的贫困个体，却可能因拒绝或不适合而未能参与，造成 “选择性服务”[54]的僵局。对此，如何把握社区社会资本的有效运用成为实践中社工必须回应的问题。

3.社工在开展“社区为本”的反贫困实践时面临着难以避免的实践困境。（1）社会工作所关注的关系贫困、权利贫困的解决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所牵涉的利益主体较多，所涉及的是政治、经济和法律等多项制度安排，对这一贫困问题的解决存在的悖论在于：在倡导结构性改革的同时是否会产生新的不平等，从而引发新的贫困？（2）贫困群体在与社区成员、社工互动的过程中可能引发进一步的感知贫困（如羞耻），社工如何在实践中及时敏感地察觉并采取相应的行动，这些都需要不断地摸索、尝试。更要注意的是，感知贫困有的时候源于社区成员之间的比较，在这个意义上，感知贫困也是一种相对贫困，那么相对贫困如何测量仍然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不得不承认的是，在新管理主义以效益为导向的影响下，社会工作实践的伦理层面受到了冲击[55]，我们很难预料这对“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实践有着怎样的影响。同时，社会风险的存在是否会进一步加剧贫困也无法得知。贫困是一个不断动态变化的社会问题，其当前所呈现的复杂性随着时间、空间的变动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形态。“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的适用性在未来仍需进一步的讨论和研究。

总而言之，“社区为本”反贫困社会工作的关键在于以社区为整体，尊重社区的主体性，强调社区以及社区中人的价值，通过社区成员的集体行动使社区具备抵御贫困风险的能力。最为根本的是，这一理论和实践显示着社会工作对贫困剥夺的本质把握以及对公平社会的追寻，其所展现的对贫困的包容性理解、为贫困群体的呼吁以及对贫困“想象”的解构彰显出专业本身独特的优势。需要说明的是，“社区为本”反贫困社会工作的理论和实践仍是一种知识的建构，这种知识如何在具体操作中发挥实际效用仍需进一步探索。

参考文献：

[1] BLANK R M.Selecting Among Anti-poverty Policies：Can An Economics Be Both Critical and Caring？ [J].Review of Social Economy，2003，61（4）：447-471.

[2] SHAW W.The Geography of United States Poverty[M].New York：Garland Publishing，1996：28.

[3] CECILILA D NALAGON.Poverty：Deprivation in Basic Capabilities[D].Bowling Green：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2003：8.

[4] DESMOND M，WESTERN B.Poverty in America：New Directions and Debates[J].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2018，44：305-318.

[5] JOHN W MURPHY.Community-based Interventions：Philosophy and Action[M].New York：Springer，2014：2.

[6] 张和清.社会转型与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J].思想战线，2011，37（4）：38-39.

[7] 文军，张赛军.社会资本与社区脱贫——对社会资本独立性功能的分析[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19-24.

[8] 向德平，黄承伟.减贫与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15.

[9] HOLDEN M.Revisiting the Local Impact of Community Iindicators Projects：Sustainable Seattle as Prophet in Its Own Land[J].Applied Research in Quality of Life，2007，1（3/4）：253-277.

[10] MATARRITE-CASCANTE D.Changing Communities，Community Satisfaction，and Quality of Life：A View of Multiple Perceived Indicators[J].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2010，98（1）：105-127.

[11] GAZSO A，MCDANIEL S，WALDRON I .Networks of Social Support to Manage Poverty：More Changeable Than Durable[J].Journal of Poverty，2016，20（4）：441-463.

[12] BRADSHAW，TED K.Theories of Poverty and Anti-poverty Programs in Community Development[J].Community Development，2007，38（1）：7-25.

[13] RYSER L，HALSETH G.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Address Poverty in Rural Regions：A Case Study From Northern BC[J].Journal of Poverty，2016，21（2）：120-141.

[14] 吳越菲，文军.从社区导向到社区为本：重构灾害社会工作服务模式[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8（6）：101-110.

[15] JORDAN B.Social Work and Well-being[M].Lyme Regis：Russell House Publishing，2007：10.

[16] PIERSON J.Going Local：Working in Communities and Neighbourhoods[M].London：Routledge，2008：3.

[17] 林勝义.社会工作概论[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58.

[18] 苏景辉.社区工作：理论与实务[M].3版.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9：26-27.

[19] ABRAMOVITZ M.Social Work and Social Reform：An Arena of Struggle[J].Social Work，1998，43：512-526.

[20] HOUSTON S.Enabling Others in Social Work：Reflexivity and the Theory of Social Domains[J].Critical and Radical Social Work，2015，3（2）：245-260.

[21] 腾芸，向德平.发展性社会工作参与扶贫扶志的空间与路径[J].社会工作，2019（6）：39-47.

[22] 向德平，程玲.发展性社会工作的脉络、特点及其在反贫困中的运用[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6（2）：47-52.

[23] 蒋国河，平卫英，孙萍.发展性社会工作视角下的农村反贫困实践——W县Y村妇女互助储金会的案例分析[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8（6）：94-103.

[24] 陈涛，杨锡聪，陈锋.发展性社会工作的本土化理论及实践[J].新视野，2018（4）：62-68.

[25] 蒋国河.社会工作与农村反贫困：本土化实践与理论反思[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7：8.

[26] 文军，吴越菲.灾害社会工作的实践与反思——以云南鲁甸地震灾区社工整合服务为例[J].中国社会科学，2015（9）：147-163.

[27] 张和清，杨锡聪.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实践：理论、实务与绿耕经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5.

[28] 张和清.中国社区社会工作的核心议题与实务模式探索——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实践[J].东南学术，2016（6）：58-67.

[29] 文军，吕洁琼.探索社区为本的反贫困工作——基于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脱贫实践的观察[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12-06（06）.

[30] STRIER R.Community Anti-poverty Strategies：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A Critical Discussion[J].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2009，39（6）：1063-1081.

[31] 吴越菲.从“社区问题”到“问题社区”：当代社区研究的理论困境及其反思[J].社会科学，2019（3）：89-99.

[32] WU Y F，WEN J，WEI H. “Community-centered” as An Integrated Model for Post-disaster Social Work——the Case of Earthquake-stricken Ludian， China[J].Asia Pacific Journal of Social Work and Development，2019，29（2）：163-177.

[33] 肖林.“社区研究”与“社区研究”——近年来我国城市社区研究述评[J].社会学研究，2011，26（4）：185-208.

[34] CALNITSKY D.Structural and Individualistic Theories of Poverty[J].Sociology Compass，2018，12（12）.

[35] KANE E W.The Neoliberal Baseline？ A Community-based Exploration of Beliefs About Poverty and Social Policy[J].Journal of Poverty，2018，22：65-87.

[36] 沈红.中国贫困研究的社会学评述[J].社会学研究，2000（2）：91-103.

[37] FELDMAN G.Towards A Relational Approach to Poverty in Social Work：Research and Practice Considerations[J].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2019，49（7）：1705-1722.

[38] MICHAL K N.Poverty-aware Social Work：A Paradigm for Social Work Practice With People in Poverty[J].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2016，46（6）：1793-1808.

[39] KELLY L M.Perceptions of Poverty and the Perpetuation of the Capability-judgment Cycle in Outer Southeast Melbourne[J].Community Development，2015，47（5）：584-601.

[40] STRIER R.Gendered Realities of Poverty：Men and Womens Views of Poverty in Jerusalem[J].Social Service Review，2005，79（2）：344-367.

[41] 趙蜜.儿童贫困表征的年龄与城乡效应[J].社会学研究，2019，34（5）：192-216.

[42] MCARTHUR D，REEVES A.The Rhetoric of Recessions：How British Newspapers Talk About the Poor When Unemployment Rises，1896-2000[J].Sociology，2020，53 （6）：1005-1025.

[43] 李伟.社会工作何以走向“去社会变革化”？ ——基于美国百年社会工作史的分析[J].社会，2018，38（4）：100-132.

[44] 陈美萍.共同体：一个社会学话语的演变[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5（1）：118-123.

[45] WALTERS P.The Limits to Participation：Urban Poverty and Community Driven Development in Rajshahi City，Bangladesh[J].Community Development，2018，49（5）：539-555.

[46] NEMON H.Community Action：Lessons From Forty Years of Federal Funding，Anti-poverty Strategies，and Participation of the Poor[J].Journal of Poverty，2007，11（1）：1-22.

[47] 袁德.社区文化论[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32.

[48] DESMOND M，TRAVIS A.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Survival Strategies Among the Urban Poor[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018，83（5）：869-896.

[49] 常铁威.新社区论[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48.

[50] 王春光.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社会文化主体性——以40年农村发展和减贫为例[J].中国社会科学，2019（11）：86-103.

[51] 周沛，易艳阳.社区社会工作[M].2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群学出版分社，2019：5.

[52] 古学斌，张和清，杨锡聪.专业限制与文化识盲：农村社会工作实践中的文化问题[J].社会学研究，2007（6）：161-179.

[53] 吴越菲.“共同体”的想象与当代中国社区的塑造[J].浙江学刊，2018（6）：17-21.

[54] 文军，何威.社会工作“选择性服务”现象及其反思[J].学习与探索，2016（7）：38-45.

[55] KRUMER-NEVO M.Poverty-aware Social Work：A Paradigm for Social Work Practice With People in Poverty[J].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2016，46（6）：1793-1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