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历史经验表明，凡是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得好，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反之，党的事业就遭受挫折。”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理论的基本原理，以强有力的党中央权威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总结建党百年来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基本经验，对于进一步把握基本规律、更好做到“两个维护”具有重要意义。

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基本原理，充分认识党中央权威的重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历史、新中国发展的历史都告诉我们：要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党、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国，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至关重要，维护党中央权威至关重要。”这一重要论述，从总结党历史经验的角度，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基本原理，深刻揭示了党中央权威的极端重要性。

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一贯注重维护党中央权威。早在1922年7月，党的二大制定了党的历史上第一部党章，明确规定“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抗战时期，针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王明领导的长江局同中央分庭抗礼的宗派主义行径，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规定，各中央委员不得在中央委员会以外对任何人发表与中央委员会决定相违反的意见，亦不得有任何相违反的行动。

新中国成立后，在推进国家工业化建设过程中，毛泽东指出，“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邓小平深刻认识到，必须加强党中央的权威，“特别是有困难的时候，没有中央、国务院这个权威，不可能解决问题。有了这个权威，困难时也能做大事”。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维护党中央权威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将其作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强调维护党中央权威至关重要，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他指出，党中央是大脑和中枢，党中央必须有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坚持党的领导，最根本的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含糊、不能动摇。特别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实践表明，党中央权威是危难时刻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的根本依靠，具有决定性作用。

二、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以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为根本前提

党中央权威，既表现为自愿性的服从，又表现为强制性的权力。历史经验表明，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以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为前提。列宁就曾指出：“党的中央机关必须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全体党员的普遍信任，成为一个有权威的机构。”建党以来，我们党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通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不断维护党中央的权威。

1929年12月，针对红四军党内单纯军事观点，古田会议决议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强调“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抗战时期，随着党组织和根据地的扩大，党政军民关系中出现了一些不协调状况，甚至发生地方政权、军队向党闹独立性的问题。1942年9月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明确根据地要实现领导的一元化，规定党的领导的一元化不仅表现在同级各组织的关系上，还表现在上下级关系上，各根据地领导机关在实行政策及制度时，必须依照中央的指示。

新中国成立后，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针对不同领域、地区和单位出现破坏党中央权威的错误倾向，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统一财经、维护党的团结、成立领导小组等方式，初步确立起全国执政条件下的党中央权威。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强调党的团结的唯一中心是党的中央，必须把任何地区、任何部门的党的组织及其工作看作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的整个党及其工作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派别思想、小团体习气、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和本位主义，反对任何妨碍中央统一领导、损害中央团结和威信的言论和行动。为加强党中央对有关重大工作的领导，进一步克服国家政权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1958年6月10日，党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指出“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它们直接作报告”“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决定权在党中央”。中央各小组的成立，大大强化了党中央的最高决策中心地位，加强了党中央权威。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总结经验教训，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制相结合，把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有机统一起来，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进一步巩固了党中央权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坚持和加強党的全面领导，强调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决定权在党中央，党的任何组织和成员，无论在哪个领域、哪个层级、哪个单位，都要服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并通过成立多个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加强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领导。通过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强化政治巡视，净化政治生态，巩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进一步强化了党中央权威。

三、必须正确处理领袖与集体领导的关系，把维护核心的权威与维护中央领导集体权威统一起来

从构成看，党中央权威涵盖作为组织的中央领导集体权威和作为核心的个人权威，兼具组织化和人格化的特征。其中，作为组织的中央领导集体权威是基础，是维系党中央权威的基本面;作为核心的领袖个人权威是关键要素，对发挥党中央权威具有决定性作用。历史实践表明，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处理好领袖与集体领导的关系，而不可偏废其一。

党成立后的一段时期，由于政治上不够成熟，照搬苏联革命经验，没有形成稳定的领导集体，甚至发生家长制等错误倾向。遵义会议后，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是有了毛泽东这一核心，中国革命才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取得了胜利。1964 年 11 月 20 日，邓小平在会见秘鲁共产党（马）领导人时强调，“党一定要有领袖，有领导核心”“领袖就是团结的核心，他本身就是力量。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有了毛泽东这样的领袖。领袖与集体领导是不矛盾的”。然而，由于没有处理好领袖与集体领导的关系，党中央权威的主体逐步转移到领袖个人，以至发生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等现象，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也弱化了党中央权威，给党和国家事业造成了损失。

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经验教训，突出领导集体的作用，着重强调集体权威。20世纪80年代末，面对国内政治风波的严峻形势，在强调集体权威的同时，更加强调维护领导核心。同时，新时期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正是因为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即使发生中央领导人的变动，也没有影响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稳定的。正因如此，邓小平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受住严峻考验并成功推向21世纪。

党的十八大后，面对“两个大局”的复杂形势及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强调作为集体的党中央的权威，而且强调中央领导集体中领导核心的权威。在党的十九大后，维护党中央权威的主体正式确立为“两个维护”，即作为集体、组织的党中央权威和作为领袖、统帅和核心的个人权威，并将其有机结合起来。正是形成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才推动了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

四、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健全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制度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有一套制度和规定。”维护党中央权威，根本还是靠制度。必须坚持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及时把维护党中央权威的理论原则、成功的实践经验转化为制度，建立健全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制度体系。

革命战争年代，党的二大在制定的第一部党章中，专门设置“纪律”一章，对维护中央组织的权威作出规定。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为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还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此次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正式规定“四个服从”的纪律，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明确“全党服从中央，党的一切工作由中央集中领导”。

为使中央机构更加简便与灵活，使事权更加统一与集中，增强中央的领导效能，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明确在两次中央全会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书记处会议随时由主席召集，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推定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和书记处主席。这一规定，以制度形式明确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权，也使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有了制度保证。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还为党中央起草制定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政权在管理经济社会发展中开始发挥更大的职能作用，政府部门出现分散主义倾向。为此，195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规定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党中央讨论和决定或批准以后，始得执行;政府各部门对于中央决议和指示的执行情况及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均须定期、及时向中央报告或请示，以便能取得中央经常、直接的领导。党的八大通过了全国执政条件下的第一部党章，为维护党中央权威作出了原则性规定，明确“凡属全国性质的问题和需要在全国范围内作统一决定的问题，应当由中央组织处理，以利于党的集中统一”等。然而，党的八大的这些原则性规定没有配套的党内法规和实施细则，没有真正实现制度化，此后又受“左”倾错误影响，使八大党章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

改革開放以来，党总结经验教训，在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中，对维护党中央权威作出了更加详细的规定，明确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保证党的领导人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下，同时维护一切代表党和人民利益的领导人的威信;党中央不设主席只设总书记，总书记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议和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等等。这些规定，被此后历次修改的党章所坚持，为新时期维护党中央权威提供了制度保障。党的十九大通过的党章，在总纲部分明确规定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保证全党的团结统一和行动一致，保证党的决定得到迅速有效的贯彻执行”以及中央军委实行军委主席负责制等内容。

两部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均对维护党中央权威作出规定。1980年2月29日，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规定要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集体领导必须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正确认识和处理领袖、政党、阶级和群众的关系;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反对和防止分散主义。2016年10月27日，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把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作为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目的，明确全党必须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自觉服从党中央领导，必须严格执行重大问题请示报告制度，必须自觉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等。

条例、规定等其他党内法规细化了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制度规范。1997年2月27日，首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把政治类错误作为违纪行为之首，明确对破坏党中央权威的行为作出处分规定。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修订或制定的纪律处分条例、巡视工作条例、问责条例、党务公开条例、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等，都体现了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有关要求。党的十九大闭幕后不久，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一致同意《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明确中央政治局全体同志要主动将重大问题报请党中央研究，坚持每年向党中央和总书记书面述职等。

此外，坚持和完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实行军委主席负责制，为维护党中央权威提供了根本保证。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工程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关系研究”（2020mgczd007）、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科研启动项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生成逻辑”（2020YQNQD006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武汉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广东高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中心特聘研究员

责任编辑：双艳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