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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周恩来南京谈判始末

2021-03-15沈利成

红岩春秋 2021年2期
关键词:招待会内战代表团

沈利成

1946年5月,随着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也由重庆抵达南京,进行和平谈判。南京、上海是当时国民政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许多著名民主人士和外国友人居住于此,因而,这里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宣传政策与主张、争取国内外人士肯定与支持的重要阵地。

1946年5月3日,中共代表团到达南京。国民党为了限制中共的影响力,禁止《新华日报》在南京、上海出版。中共代表团为打破国民党的阴谋,除了分销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和向记者提供新华社通讯稿外,还经常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向国统区民众宣传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平、民主的主张,揭露国民党分裂、独裁、内战的本质。

同年11月15日,由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次日,周恩来在梅园新村举行了具有告别性质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11月19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邓颖超、李维汉等十余人返回延安,标志着自重庆谈判以来一年多和谈的破裂。

为了和平,继续南京谈判

根据孙中山的建国思想,中华民国建国要经过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阶段。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及形式上逐渐完成统一,军政结束,开始启动由训政到宪政的过渡阶段。

1935年12月4日,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做出决议,决定1936年5月5日公布《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同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1936年5月5日,《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如期公布,但随着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国民大会的召开日期一再推迟。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蒋介石于8月14日、20日、23日,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共商战后国家各项问题。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蒋介石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从延安飞赴重庆。经过43天的艰难谈判,国共两党代表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一致达成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并确定结束训政、开启宪政,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商讨国民大会等协议。

11月12日,国民政府宣布于1946年5月5日举行国民大会。12月23日,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拜访美国驻华特使马歇尔时说:“中国人民抗战八年,如从九一八算起,已经十四年了,牺牲重大。中国不能再有内战。我们主张由政治协商会议草拟宪法,然后由改组了的政府筹备国民大会,通过宪法,使中国走入宪政的国家。”

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并通过《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关于宪草问题的协议》《和平建国纲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五项决议;确定了举行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后六个月内,再召开行宪国大,选举产生行宪政府。形势朝着人民所希望的和平、民主的方向转换。

此时,中共中央在下达对各地的指示时,也乐观地指出,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已获得重大结果,中国民主革命取得了一次伟大的胜利,从此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共产党即将参加政府,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势,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中共中央甚至考虑迁到江苏淮阴,以方便去南京共商国是。

但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的召开,彻底推翻了政协会议关于国会制度、内阁制度、省宪自治等宪法基本原则的决议,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继续实施独裁专政的本质逐渐暴露。

1946年4月18日,国民党置3月27日国共双方达成的《东北停战协议》于不顾,集中兵力向东北民主联军发起进攻,四平保卫战打响。东北硝烟弥漫,形势更加危急,国民大会召开日期再次延至11月12日。同时,国民党布置30万重兵将中原解放区部队包围在以宣化店为中心的狭小地带,准备发动进攻。中原危急,全面内战一触即发。

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谈判的中心也由重庆转移到南京。但国民党此时决心发动内战,谈判无法取得结果。尽管如此,为揭露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推迟全面内战爆发时间,中共代表团毅然前往南京继续开展和平谈判。

扩大宣传,揭露险恶阴谋

早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即准备还都事宜。但直至1946年4月下旬,在中共代表团多方交涉下,国民党才拨付南京梅园新村30号、17号两幢房屋作为代表团的驻地。这里距离国民政府不到300米,由于人员众多,房屋严重不足。于是,代表团以廖承志夫人经普椿的名义购买了梅园新村35号,又在17号南边的空地加盖了两层小楼,二楼当宿舍,一楼当饭厅。

5月3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抵达南京,入驻梅园新村。周恩来、邓颖超住在梅园新村30号,董必武、李维汉、廖承志、钱瑛等住在梅园新村35号,梅园新村17号则是代表团办事机构所在地和工作人员的宿舍。

中共代表团到达南京后,蒋介石就命令特务机构严加监视。臭名昭著的中统特意设立了“梅园监视站”,在梅园新村及其周边布置了十几个监视据点,实行门对门、面对面监视。其中,梅园新村31号特务监视据点距梅园新村30号最近。此外,一些特务还伪装成小商小贩,监视、恐吓前来代表团驻地的民主人士和新闻记者。国民党还禁止《新华日报》在南京、上海出版,企图封锁中共代表团对外发声的渠道。

为应对国民党的险恶阴谋,中共代表团拓展对外宣传方式,除了分销重庆《新华日报》和向记者提供新华社通讯稿,还利用梅园新村相对优越的地理位置,将梅园新村17号南楼一层大饭厅改造成为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场地。南京谈判期间,除指定廖承志、范长江、王炳南、梅益、陈家康等作为記者招待会的专门发言人之外,周恩来、董必武、陆定一、邓颖超等还亲自主持召开记者招待会。

周恩来抵达南京当晚,就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会上,他针对东北及中原局势问题,明确指出,东北应无条件停战,再谈其他问题,中原内战也要制止,避免发展成为全国性内战。在周恩来的再三要求下,国、共、美三方代表团前往宣化店视察,最终签订了制止中原内战的《汉口协议》,推迟了全面内战的爆发,为中原解放区部队突围争取了时间。

关于东北休战问题,在周恩来的据理力争下,国民党于6月初宣布东北停战15天。其间,中共代表团在梅园新村17号举行记者招待会,陆定一以周恩来名义发表了东北停战声明,希望暂时休战能成为长期休战。后东北停战又延长8天,为东北民主联军休整争取了时间。

国民党的内战政策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6月23日,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赴南京呼吁和平,在南京下关车站遭到国民党特务殴打,酿成了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7月11日、15日,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国统区陷入白色恐怖。7月17日,周恩来在梅园新村17号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反对扩大内战与政治暗杀的严正声明》,指出:“这完全赤裸裸地暴露了国民党特务残暴的法西斯本质,采用了最卑劣的手段来镇压和平民主运动及其代表人物。如果国民党当局对此仍不采取紧急处置,改弦更张,取消特务,则一切政治协商都将徒然无望。”

除了南京办事处,中共代表团还在上海马斯南路107号设立了驻沪办事处。但由于国民党不允许中共代表团挂办事处的牌子,驻沪办事处对外称“周公馆”。周恩来经常在此举行记者招待会,针对国共谈判、黄河归故及救济问题等发表重要讲话。

据不完全统计,1946年5月至11月,周恩来在梅园新村17号亲自主持召开了七次中外记者招待会。

抵制“国大”,

召开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

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攻占华北解放区重镇张家口,全面进攻达到高峰。当天下午,被“胜利”冲昏头脑的蒋介石,下令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中国民主同盟秘书长梁漱溟从报上看到消息后,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10月14日,民盟主席张澜在重庆发表讲话,指出:“政协决议,是要停止内战,改组政府,完成宪草,才能召开国大。现在内战不停,联合政府未组建,宪法草案未修订,仍然是五五宪草,国民党此时以战胜者姿态召开国大,民盟绝不参加。”

10月21日,周恩来由上海返回南京,并于当天面见蒋介石。但仅仅交谈了几分钟,蒋介石就飞往台湾,避而不谈。

11月11日,国民党再次宣布“国大”延期三天举行。11月14日,周恩来在梅园新村宴请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午后,他在接见法新社记者时表示:“除非国民政府取消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而召集政治协商会议综合小组,则中共驻南京代表团及北平军事调处执行总部中共代表将返延安重新请示。仅仅延长国大召开期限,不能变更本人返延安请示之计划。”但国民党一意孤行,一党包办的“国大”于11月15日在南京开幕,和谈已基本不可能。

面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11月16日晨,周恩来拜访了马歇尔,表示由于“国民大会”的开幕,国民党已经关上谈判的大门,他不得不返回延安,但中共仍将在北平、南京和上海保留一些人员,以便日后重新谈判能有人出面,并希望美方能够在运输上提供帮助。马歇尔表示,愿意为周恩来返延提供交通工具,当留守人员撤退时,也可以提供必要的飞机。

当天下午,周恩来在梅园新村17号大饭厅举行最后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饭厅中央摆放着由六张方桌拼接成的大桌子,上面铺了一块白布,放着玻璃水杯和烟盘,墙上挂着大幅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军的形势图。南京的各方记者都云集此处,本就不大的会场被挤得水泄不通,有些来晚的记者只能站在墙角和门口,甚至连窗户口都被占领了。

会前,代表团工作人员向记者提供了《周恩来将军十一月十六日声明》,并将《政协文献》和《整军复员文献》两本书散发到他们手上。《声明》严正指出,国民党政府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是违背政协决议与全国民意,而由一党政府单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决不承认这次“国民大会”,和谈之门已被国民党政府一手关闭。中国共产党愿同中国人民及一切真正为和平民主而努力的党派,为真和平、真民主奋斗到底。

14点30分,周恩来准时出现在会场。会上有记者问道:“周先生认为现在已无可再谈了吗?”周恩来答道:“是的,一党国大召开后,已把政协决议最后破坏,政协以来和谈的道路也已被最后阻断。”国民党《扫荡报》一名记者突然挑衅地问:“假如国大通过对中共下讨伐令,中共将何以自处?”

周恩來冷静地笑着说:“那有什么不同呢?早就在打了,我们在南京的人早就准备坐监狱了。”“抗战前十年内战,抗战中八年摩擦,胜利后一年纠纷我们都经历过了,再来二十年还是如此,我们还是要为人民服务的,只要不背叛人民,永远依靠人民,我们在中国的土地上一定是有出路的。”记者们的问题接连不断,周恩来都一一作答,其精辟的对答,赢得大家的喝彩。

记者会结束后,《大锡报》副主编钱小柏请周恩来题词,周恩来在《政协文献》的扉页上题下“为真民主真和平而奋斗到底”。

11月19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邓颖超、李维汉等十余人返回延安。周恩来满怀信心地告诉记者:“南京,我们一定是要回来的。”

1947年3月7日,在国民党逼迫下,董必武率中共驻南京、上海办事处人员撤返延安;吴玉章率重庆办事处人员撤返延安。至此,自重庆谈判以来一年多的和谈结束。

周恩来临行前的话很快实现了。时隔两年多,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49年4月23日占领南京,宣告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70多年过去了,梅园新村还保留着当年的一草一木。周恩来、邓颖超亲自培土、栽植的海棠花年年绽放,石榴树岁岁结果,吸引着天南海北的人来这里回顾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重温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共代表团的光荣使命。

编辑/杨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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