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相，诗人、作家、评论家。现居北京。

雾，一直有雾。

从堂屋到厨房，一直都有雾，且“雾气很大”。“屋里一群人围坐”，但都“看不清脸”，视线模糊。“每个身影都隐约难见”。“屋里潮湿”，气流与“许多东西”呈“螺旋状”。“我”预感“这似乎是一场阴谋”;“我”进一步肯定并加强这种预感“这分明是场阴谋”。

的确，这是某种意义上的“阴谋”，这也称得上某种意义上的一个“阴谋”小说。不用说，“阴谋”是“盐碱地”的特产。

所谓的“阴谋”，在一场“大雾”中展开，展开在两个屋子里：一堂屋，一厨房，形成左右两轮。堂屋，男性世界（父系）;厨房，女性世界（母系）。一主一次、一强一弱、一阳一阴、一明一暗、一刚一柔，形成了某种呼应，以及某种程度上的“放电”，与相生相克相构，以及近现代意义上的某种同构、同谋、共在和逆反现象。

堂屋与厨房，形成了某种意义的同谋、同构与共在关系，但又深层逆反。一个一惯遭受男性挤兑、碾压和蹂躏的农妇，她长期蛰伏于烟雾缭绕的厨房和收割的田园，长期处于被动、被迫、被污名、被统治的状态，严格地说是没什么话语权的。但她又是可直接处理进入男性食道参与消化的生活资料，也仅限于流汁和固化食品上有所为。这就是为什么送到堂屋的水不开且有油花，面条雾气一团。这就是人的一处态度、一种逆反。

这是一篇具有现代性和现代意义的小说。现代性的主要特征是：趋内，趋向内心;抽象，极简，极具主观;直接把人与事内在化，直接述诸人的一种感触感觉感受与感悟，个人化、主观化、情绪化。譬如开头“堂屋的门被风吹坏了一部分，虚掩一整夜，有意无意地等待着什么到来”，这就是一种感受，也是一种抽象。

接着写，“屋里一群人围坐，穿得很单薄，看不清脸，但我知道他们蓄谋已久，有备而来。东边是我的父亲，一个大病初愈的侧影，时不时吩咐着厨房里的母亲。听不清其他人在说什么，大概是‘好大的雨之类的开场白，每个人都张着嘴。这一刻像悬疑小说的场景，偏于隐喻的地方颇多，很难用耳朵获得答案。‘这个世界就这样了，吃进去什么，就吐出来什么，不知道谁在喃喃自语，模糊的视线里，每个身影都隐约难见。屋里潮湿，餐桌上方呼出的空气缓缓流动，许多东西被螺旋状地交织在一起，就要和屋外的雨融为一体了。”这一切都是一个人感受的、抽象的、情绪化的。一个人物可以只呈现一个“侧影”，没有鼻子、没有眼睛、没有嘴，只有一个人形，但他们仍然“喃喃自语”，仍然发声，甚至发脾气，就是看不清、看不明白，一切都仿佛在一个梦里，或在一片混浊的水中。

这就是一种准现代性小说的写法。极简，但又极丰。

若问这一小说意义何在，它的意义重在反叛。从内蕴上看，它具有某种反“父”性;从形式上考量，它是反传统性的。反“父”与反传统，在这里几乎是一致的。反“父”也即反传统、反传统也即反“父”。實际上是一种“双反”、双重反“父”性。既反“父”系时代以来在“父”性文化中沉淀和形成的伪道统、伪善、伪君子性，又反他们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某种封闭式的霸道与威权。这种反“父”性，也反文学传统中长期为人所津津乐道的线性结构观与故事观，同时它也潜在反自然主义写作、反某种意义上的纯客观。小说特别强调空间和物象价值，强调主观性、主体性、内在性，即人的时间、人的立场与态度可以在空间中沉淀，可以从物象、细小事物，从“开水”“雾气”的发展过程中，渐变地、曲折地体现。

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这厨房与堂屋，这一言不发的柔弱的女人与那边开会的一惯自以为是的男人，有着巨大的联系。灶里的火可以把一锅沉默寡言的水“烧”开，“烧”开的水可以把那边沉默寡言的男人“烧”开。

火通水，水通“会”。从火的“沸点”，到水的沸点，再到“会”的沸点，曲里拐弯、相通，火水会。女人与水，女人的柔与水的柔，柔以克刚（会）。

这个小说，也可称之为一个“审父”小说，所述之事很简单。就是“种羊”丢了，“大家”都很没面子，且“种羊”是大家“凑的份子钱”买来发展生产的，很贵重，损失很大。丢在哪？丢在“我”家了。“种羊”在其他庄户人家喂养时没丢，却丢在“我”家里了。而“我”父亲却煞有介事地把大家召集来开会，对人家进行猜忌和指责，这就很过分了。所以会议经过从“火的沸点至水的沸点”，一下飞跃至“会”的沸点。风向一转，由相互猜忌和指责，一下变成了一个“审父”会，即对那种监守自盗的伪道统、伪善、伪君子的一种审判。至此一切都变成了“水”的沸点。

这就是小说的思想内涵和批判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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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编辑   张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