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航

她是一代人心中的银幕女神，也是妙笔生花的才女作家。她为观众留下了“甜姐儿”“梅表姐”等一系列经典艺术形象，也以飘逸、率真的文字感动过无数读者的心灵。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作家黄宗英。2020年12月14日，这位风华绝代的老人悄然离世，走完了她优雅的一生。

艺术之家走出来的“甜姐儿”

1925年，黄宗英出生在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家中排行第五。九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家道中落。为了供兄弟们读书，黄宗英初中时不得不辍学，在家帮母亲料理家务、做针线活儿。没能像哥哥弟弟们那样进大学校园读书，是黄宗英一生的遗憾。直到七十多岁，她到老年大学读书，算是勉强圆了一个儿时的梦。

1940年，15岁的黄宗英揣着母亲和姐姐给的40块银元，南下上海投靠哥哥黄宗江。她跟大哥挤住在租金最便宜的亭子间，每天步行到剧团打杂。她管过道具、做过场记、当过群演，一有空就坐到灯光台上看戏。当时，剧团正在排一出抗战主题的进步爱国剧《蜕变》，因为有女演员请假结婚，小黄宗英临时顶替上场。

这是她人生第一个舞台角色——演一个撒泼打滚的伪军官姨太太。一上舞台，她头脑中一片空白，也看不清其他演员的走位，就把背下来的台词往外倒，然后坐在台上“闹”起来。在一片慌乱中，脚上的绣花鞋掉了，她于是拿起绣花鞋拍地板。台底下响起一阵阵掌声。这掌声让这个年轻的女孩非常开心，下了台才安心吃起早已凉透的蛋炒饭。从那以后，她继续接演这个角色，并与电影公司签下了第一份电影合同。

194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黄宗英主演了胡道祚执导的轻喜剧《甜姐儿》。她在剧中扮演一位娇滴滴的大小姐，活灵活现的表演，顿时迷倒了一大批青年观众。每场演完，都会有大批粉丝蜂拥到后台给她送花。当时，常有时髦小姐带着自家裁缝去看戏，然后指着银幕里的黄宗英说——“我要做一件她骑马时穿的马裤！”

左手电影，右手文学

黄宗英一炮而红后，又陆续参演了《幸福狂想曲》《丽人行》《乌鸦与麻雀》《家》《聂耳》等故事片和传记电影。特别是在《家》中，台词不多，通过一个个表情、一个个眼神，黄宗英淋漓尽致地演活了“梅表姐”，成为黄宗英演艺生涯中的代表作之一，载入中国电影史册。

1956年，黄宗英被电影局从剧团调入上海文学研究所，从一个演员走上了职业编剧的路。为了寻找创作素材，她跑到最偏远的地方去体验生活，常常一下乡就离家几个月。“哪儿远，我去哪儿;哪儿偏僻，我去哪儿;哪儿苦，我去哪儿。就这样子，好像还可以遮一遮我写不好的弱点。”她跑遍了许多农村，和老乡、知青们睡在一个炕上。凭借扎根农村的生活体验，她创作出一系列脍炙人口的知青题材作品。

文革结束后，她的创作主题转向那些在艰苦地区默默奋斗的知识分子、科研工作者们。她先后写出了《大雁情》《美丽的眼睛》《桔》《小木屋》等作品，连续三次获得中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并出版散文集《星》《半山半水半书窗》《卖艺黄家》等。2019年，黄宗英获得第七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

翻开黄宗英作品集，灵动的表达溢满字里行间，率真的情感表露一览无遗。正如著名诗人、作家赵丽宏评价的那样：黄宗英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也许不是电影，而是她的文学。

“一生难为赵丹妻”

除了创作上全心投入，黄宗英在爱情上也追求至性至真。1947年，在拍摄《幸福狂想曲》时，黄宗英与年长她十岁的赵丹擦出了爱情火花。影片停机，他们即将分手时，赵丹走到她面前，忽然孩子似的对她说：“我不能离开你。我们不可能分开了。”于是《幸福狂想曲》变成“幸福进行曲”，1948年，黄宗英和赵丹结为夫妇。婚后，两人又共同参演了《丽人行》《乌鸦与麻雀》《聂耳》等经典影片。

作为一名优秀演员，赵丹身上的敏感、激情和近乎天真的执拗，能够帮助他塑造一个又一个光彩夺目的银幕形象，但由于生性耿直，他在人生、政治舞台上屡遭打击，精神创伤一直折磨着这位天才艺术家。在人生最艰难的日子里，黄宗英始终陪伴在赵丹左右，抚慰着他的不安和恐惧。“我既然钟情于他永远天真的正义感和勇气，也就无悔于跟着他大起大落、久经折腾了。人家问我，你一生中难演的角色是什么？我说难为赵丹妻。你一生中最成功的角色是什么，我说同样的，也是赵丹妻。”黄宗英说。

1980年，赵丹因病去世，黄宗英结束了长达32年的陪伴。13年后，68岁的黄宗英和著名翻译家馮亦代走到一起，两人互相照顾、勉励，一起读书、写作。在熟悉黄宗英的人看来，这段婚姻里，她才真正享受到了心灵的安宁和平静。

不管经历了怎样的生活动荡，黄宗英始终保持着浪漫的激情。她曾写下一段文字，或许可以作为她一生的缩影：我爱红叶盛期夺人的冶艳和逼人的热烈;我爱凋零期红叶无限的风韵和醉人的诗情;我爱红叶落地坦荡荡的层层枯枝。踩着它们，它们轻轻应答着，飘散着令人销魂的美妙意境。”

《卖艺黄家》（节选）

1925年我出生在一个温馨而自在的家庭。父亲是总工程师。我有两个姐姐两个哥哥两个弟弟。我母亲是姐姐们的继母——这关系可是在我九岁丧父之后，两个姐姐帮着撑持家庭并且把我这个丑丫头打扮得花蝴蝶似的，我从亲戚、邻居夸我姐姐的话里才知道的。我总觉得我们家无所谓“家教”。我爸爸活着的时候老没大没小地撺掇着我们上树、爬墙，还拿他当大马骑，并常年在戏园子里订包厢带全家看戏。孩子们在学校里开同乐会演戏、演讲、跳绳……爸爸都是最佳观众“追孩族”。

父母从没说过一句让我们好好读书的话，却一个书库一个书库地给我们买书：《万有文库》《中学生文库》《小朋友文库》……连描金漆绿题字的玻璃橱门的书架子一起买回来。姐妹兄弟办起了“我们的图书馆”，还刻了章。我最喜欢整理书架，把书摊一地，慢悠悠半懂不懂地一本本看过去。

我从小生活在憧憬、幻想、梦想里。

当我走向生活，跟着大哥宗江到上海去演话剧，想挣点钱给哥哥弟弟贴补学费;我觉得自己像《小妇人》里三姐佩斯般温存懂事，更觉得投身艺术高尚庄严之至。十五岁的我，老想将来像法国女演员萨拉·伯尔娜一样，演戏演到七十多岁，坐着轮椅上台。可我羞涩的行囊里，没有忘记带洋娃娃、碎花布和彩色绒线，至今也时不时地向十一岁的小外孙女募几个可爱的小娃娃、小动物放在床头和窗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