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的人文学者中，几乎无人能像他那样把学问做到浅近而平易;无人能像他那样将“学人话语”化为“经世致用”的行动;而且无人能以一生的心力，像他那样孜孜不懈地追求并且实现着“富民”理想。这个人，就是费孝通先生。

一、最后的奔走

◎陈 娟

1979年，年近70的费孝通接受重托，主持重建中国社会学。当时，他刚刚摘掉右派的帽子，念及荒废多年的学术，他说：“我口袋里只有十块钱了，不该随意零星地买些花生米吃，而要集中起来买一件心爱的东西才是。”“十块钱”是一个比喻，一块钱代表一年，他觉得自己大概还能活10年，这10年要集中精力做一件事。

从1980年开始，费孝通每年四处奔走，足迹遍及中国大地。助手张冠生从1993年起跟随他左右，用笔记本、录音机、照相机等，记录下费孝通田野调查现场。后来，张冠生将那些年费孝通的专题讲话、即兴发言、见人识物、所思所想，整理成书《费孝通晚年谈话录（1981-2000）》，出版。

在谈话录中，费孝通多次谈到“志”，有时是“告老还乡”，有时是“写文章”，但说得最多的还是“志在富民”。“要做学问，就要跟着时代的发展走，跟着基层的人民和干部学。”他说，自己要做的就是到农民的生活中去，把农民的创造讲出道理来，让基层干部看出农民增加收入的道理，让更多农民掌握增加收入的门道。

每到一地，费孝通都会跟当地干部了解情况，入农家做户访。一次，一位县委书记提到当地用地窖储藏，实现水果保鲜，费孝通问：这办法是谁先想到的？怎么想到的？谁最先做起来的？怎么做起来的？要投入多少钱……书记答不出，当天下午，他就自己走进农家，跟农民实地学习。

1997年，费孝通绕太湖走了一圈，调查水资源污染、治理和开发问题。其中一站是甪（音同路）直古镇，经过一家小店时，他走进去和店主寒暄。当时，在里间过道处，站着一位老妇人，衣着素雅，妆容整洁，倚着门框，安静地看店堂内的热闹场面。张冠生请老妇人出来与费孝通见面，她坚辞不出。从这位老妇人，费孝通想到了“文化的自卑感”，“中国现在最怕的就是文化自卑感……人家欢迎她出来，可她自己觉得，我这一套不行了……”

费孝通一直走到90岁，走不动了才停下来。

（选自《北方人》2021年1期）

●点金：

个人命运与民族发展 改革开放后，费孝通将恢复中国社会学与国家改革开放密切结合，探索迈向人民的中国社会学。学者只有把自己的学术认识与民族和人类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才会使学术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和强大的穿透力。

生命的意义 2005年，他因病逝世，安葬在家乡——江苏吴江松陵公园里，墓碑上刻着他的话：“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生命劳动和乡土结合在一起，就不怕时间的冲洗了。”他用一生，践行着这句话。正如学者余世存所说：“他把自己在山河大地上的行走，变成了山河大地的一部分。”

二、学术人生的几个数字

◎徐 平

1935年费孝通清华硕士毕业后，赴山高路险的广西金秀大瑶山实地调查。费孝通回到老家吴江，去了姐姐工作的开弦弓村，做了一个多月的社会调查。依据这些感情充沛又深入细致的调研材料，费孝通留学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并顺利完成学业，他的博士毕业论文《江村经济》（英文著作名《中国农民的生活》）得到导师马林诺斯基教授的高度评价：“我敢预言，费孝通博士的这本书将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发展上的一个里程碑。”《江村經济》很快成为欧美人类学、社会学学生的必读参考书。费孝通从此步入世界人类学、社会学著名学者行列。

1943年6月至1944年6月，费孝通赴美访学一年。他利用抗战时期这一难得的平静机会，不仅将《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合编翻译成《云南三村》在美出版，还不断写出“旅美寄言”系列文章在云南的《生活导报》上连载，1945年由生活出版社集辑为《初访美国》出版。为帮助读者进一步了解美国文化，他将美国女人类学家米德的著作《美国人的性格》进行翻译改写为读书笔记，1947年也由生活出版社发行。这使得他的类型加比较的研究方法，又加入了美国社会的参照。1948年4月将报刊上所发文章14篇，由上海观察社列入“观察丛书”结集为《乡土中国》一书出版。

在充分调查研究乡土中国的基础上，在20个世纪40年代后期，费孝通和一批知识分子就开始探索乡土重建。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生育制度》，是费孝通研究中国婚姻制度的一本力作。1948年春费孝通停顿了“一向做的实地研究工作”，打算“转变一个研究的方向，费几年读读中国历史”，1948年夏天由上海观察社出版《乡土重建》一书;他与吴晗等六人一起探讨“中国社会结构”，于1948年底由上海观察社出版了合著的《皇权与绅权》一书。他认为中国社会正面临农业文化“匮乏经济”向工业文化“丰裕经济”的变迁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费孝通热情洋溢地投身国家的建设事业。费孝通受中共中央的委任，担任国家专家局和中央民委的领导工作，参与了民族慰问、民族识别、民族大调查、民族学院组建及其相关的教学活动。

费孝通总是站在时代的前沿，紧贴中国的实际，不断到全国各地调查研究，跑遍了中国大陆除西藏以外的各个省区，他总结各地农村经济发展经验，提出“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才不兴”。他谈得最多的是如何富民，思考最多的是中国发展之路。

（选自《博览群书》2020年11期，有删节）

●点金：

治学榜样 费孝通很好地解决了理论和实际、学术和应用、高深和普及的关系，他的学问对国家有贡献、对人民有关怀、对社会有用处、对学术有意义，成为名副其实的一代学术大师，更为后人树立了为学榜样。

三、亦政亦学总关情

◎吴志菲

尽管曾担任过民盟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许多重要职务，但费孝通不管在位还是从这些位置上退下来，他都更愿意以学者的身份出现，生前喜欢称自己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他说：“我最喜欢教书，我搞了一辈子教育，我也喜欢别人叫我老师。为什么呢？我认为学问是一生的事情，学问是立身之本。没有学问不行，我是把学术视为我的生命。咱们中国古人讲，要立德、立功、立言，这‘三立’很重要啊！学术正是这‘三立’的根本，要以学为本，这是我一生的追求。”

晚年的费孝通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学术反思上。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针对我自己的学术成果，通过自己的重新思考，进行自我反思”。他在许多场合，呼吁文化自觉，并且身体力行。“文化自觉，意思是生活在现实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新的环境、新的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他对中国人民完成文化自觉使命充满信心，认为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有我们中华文化那样久长和丰富，我们中国人有责任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来完成我们文化自觉的使命，继往开来地努力创造现代的中华文化，为全人类的明天做出贡献。学术反思和文化自觉的提出，是费孝通发自肺腑的心声，也使他一生学术生涯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他的足迹几乎遍及大陆上所有少数民族地区。在华夏这片热土上，无论是在沿海还是在中部，甚至西部都能看到这位老学者风尘仆仆的身影、重重叠叠的脚印。

每到一处，他都尽可能下到最基层，走访城市居民或农民家庭，考察群众的实际生活状况。

后来，费孝通虽已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但是人们仍然能从他身上看到“壮心未与年俱老”的灼灼气韵。他说：“在生命最后的这段时间里，想做点人家希望我做的事情，也是我自己愿意做的事情，也就是继续靠脑瓜子为富民事业想办法，出主意。”

（选自《中华儿女》2018年21期，有删节）

●点金：

心系民众 作为一个社会学者，他著作等身，开创了中国的社会学研究;作为一个政府高官，他尝试着把自己的学术理论用于治国。无论是从政还是治学，他总是心中装着百姓，心中装着富民事业。

足迹 费孝通的形象里，有风尘仆仆的身影，重重叠叠的脚印。这是足迹，是他存在的证明，是他奋斗的勋章，是他非凡人格的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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