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琴安

最初听到林放（赵超构，笔名林放，1910-1992）的名字，尚读初二，也是在父辈们聊天时得知的。都说他文章写得好，却从未读过。当时偶读《新民晚报》，也都是体育新闻或者长篇连载《芦荡火种》之类的。没想到10年之后的1974年，我参加《辞海》修订工作，竟遇上了林放先生。

《辞海》编辑室在陕西北路上，一次坐21路公交车上班去，途经西藏中路，上来一位瘦小的老者，还没站稳，车已启动，一个趔趄撞到我座位旁，我忙攥住他，起身让座，他说了声谢谢，坐下后望了我一眼。

说也奇怪，自从有了这次邂逅，我在《辞海》园里就经常看见他。那时《辞海》编辑室每天上下午各有一刻钟休息时间，听到铃声，大家自会陆续走出办公楼，或在园中散步，也有跟着广播做体操的。而这时我才发现那位老者常在其中。他虽已六十多岁，但精神矍铄，行动敏捷，做操姿势很带劲。时值夏天，他常穿一件浅灰色短袖衬衫，花白的头发剪得很短，鼻梁挺直，眼睛炯炯有神，气象不凡。只是耳朵里戴有助听器，略觉美中不足。

后来才听说，《新民晚报》在“文革”中停办以后，不少人马，如林放、束纫秋、冯英子、汤高才、陈振鹏等都调到《辞海》来了。当时束纫秋已结合进领导班子，与洪泽、戚铭渠同在二楼办公。汤高才、陈振鹏、章培恒和我即在斜对面的文艺组，冯英子也认识了，在一楼。唯独林放，仅知其在一楼的语词组工作，却对不上人。而汤高才的述说则更增加了他对我的吸引力：“林放本名赵超构。因听力不好。我们叫他赵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