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修良

被博古告状，去苏北接受审查

1939年9月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上海沦陷区的环境也更加复杂。我们接受了过去的教训，对于公开与秘密工作的关系十分重视，所以在公开到一定程度时，一定要检查自己的队伍，有什么地方可以让敌人抓住弱点而遭杀害，特别是领导机关的安全问题，更为重要。因此，我们决定搬家，重组机关。由我的母亲出面出钱去巨籁达路 （今巨鹿路）景华新村租了一幢房屋，花了一千五百银币的“小费”，我与沙文汉在她老人家的掩护之下，把这个地方作为江苏省委一个开会地点。

我的女儿阿贝（整理者注：即沙尚之）在6月25日降生了，临产之前，我还在外面奔走，没有休息，产后没有满月就搬到新居。9月初沙文汉与刘晓同志两人结伴去了皖南军部（东南局所在地）汇报上海工作。我不可能卧床休息，就照常工作，这个时候工作特别忙，我就设法把初生的女儿寄养在附近一个妇产科医院——济华医院。这个医院是私人办的，院长叫徐济华，所以有此名称。徐医生很好，收下了我的女儿，她终生未婚，所以很爱别人的孩子。她给我帮了一个大忙，我是永记不忘的。女儿养到两岁后，我领回家里，由我的母亲抚养长大。我这个做母亲的，实在没有时间抚养孩子，我的全部精力放在革命的大事上去了。

在我这个家中，开过无数次的省委会议，或者个别接洽。虽然敌人盘查户口很严，好在有我母亲，她很善于应付敌人，没有发生过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