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寿升 张冰月

(中国海洋大学 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一、引言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家、地区间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便捷化趋势日益加强，产业资本的流动成为常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深化，2015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1356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1456.7亿美元，较同年招引外资多出100.7亿美元，初次实现了直接投资项的资本净输出。[1]2019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1.31万亿美元，年末存量34.57万亿美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1369.1亿美元，蝉联全球第二位，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21989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位。

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资本输出动因一直存在两种声音：一种是普遍为经济学界所接受的资本过剩导致资本输出；[2]另一种是以产业生命延续为目的的产业资本输出，即发达国家将在本国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输出至发展中国家，其中最为典型的案例是Walter提出并由Taylor & Copeland验证的“污染避难所”效应。[3][4]此外，各国资本效率、负债水平、人民对当地政府的信任、[5]投资者分散和规避风险、[6]制度质量(包括风俗、习惯、传统等非正式制度和法律、规章等正式制度)、[7]信息不对称，[8]以及人均收入、政治因素、[9]国内金融市场稳定性、[10]货币政策、经济发展水平与汇率水平、[11]人力资本水平等也都是国际资本流向的重要影响因素。[12]

资本可以划分为多种类型，主要有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在资本流动方面，两者大相径庭。金融资本更多是以追逐利润最大化为投资要义，而产业资本则对应着生产、流通、销售等一系列经营活动，受限于资本控制者的特长、偏好，以及生产企业已有的技术和发展路径，多是在产业内部流通，而不具有进出产业、转换“跑道”的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