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旱魇”

那些关于林州的往事，无法不让人耿耿于怀。

晋冀豫三省相接的省界线在河南境内形成了一个接近90°的角，这个角的一条边是漳河的河道，另一条边是太行山的绝壁，两边框住的地方就是林州。

山岭环绕之下，林州以一块小小的盆地接纳了择居于此繁衍生息的人们。

但并非所有的盆地都是膏腴之壤，在这个地方，干旱的印记更为蚀骨铭心。翻开林州县志，这几个字眼总是反复出现：旱！大旱！连旱！凶旱！亢旱！

林州境内立着很多明清时期记录旱灾和饥荒的石碑，数百年岁月变迁，灾荒的景象却几乎没有改变。石碑的碑文上，对因为干旱导致的惨状有着相似的描述。

如果那些太遥远的过去惊不起我们心中的波澜，在林州，还有这样一个故事常常被老人们在茶余饭后讲起：1920年大年三十，林州桑耳庄一位叫桑林茂的老汉走了20里路，排队等了一天，终于从山里挑回了一担水。结果，儿媳妇不小心打翻了这来之不易的两桶水，然后，她因为极度自责而默默选择了结束一生……

这些不堪触碰的记忆，如同黄土地上被太阳暴晒生出的裂痕，埋藏着无穷无尽的苦涩与伤痛。

“天旱把雨盼，雨大冲一片；

卷走黄沙土，留下石头蛋。”

这首在林州传唱的民谣透露了这里干旱缺水的原因。

被太行山四面合围的林州，西侧是城墙般高耸的崖壁，东侧是散乱的低山丘陵，中间虽有一块盆地，但盆底自西而东倾斜，无法蓄积雨水，林州境内又广泛分布着如漏斗般的石灰岩，难以形成隔水层，故而地下水资源也相当匮乏。

盆地南北两端虽有几条河流，但因为河床坡度大，河水流径极为短促。况且，它们都是季节河，冬春两季时常干涸断流，可一旦到了汛期，倾斜的地表会让集中降落的雨水迅速汇集成山洪，淹没良田，冲毁房屋，而洪峰过后，除了水土流失，什么都没有留下。

为了水，很多人携家带口，背井离乡，往河北和山西逃荒。但不可能所有人都弃林州而去，留下来的百姓依然要在干旱缺水的环境中艰难生活。显然，林州的困境，决不能用“一走了之”来解决。

我们没能见识三皇五帝时的大禹治水，也未曾目睹战国末年李冰父子兴修都江堰，但是有一代中国人却亲历了另一个近乎完全用人力建成的水利奇观。

1957年12月，时任林县（1994年撤县设林州市）县委书记的杨贵，在大会上喊出了“全党动手，全民动员，苦战五年，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号召，期望通过水利建设，五年基本改变、十年彻底改变林县干旱贫瘠的现实。

那是一个群情激昂、百废待兴的年代，人们充满了建设新中国的渴望与热忱，这句带着强烈时代印记的口号，也触动了林县人等待已久的心情。

实际上，1956年前后，林县就已经展开了大规模水利建设，众多的池塘、水库、深井、灌渠纷纷建成，但人们还没来得及看到自己的劳动结出硕果，1959年的一场大旱，就轻而易举地打破了所有的美好期盼。

天不下雨，地不出水，池塘和水库都干枯了，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原点。

林县，需要的是一条河，一条真正长流不息的河。只是，这条河，从哪里来呢？

劈开太行山

前往红旗渠的路上，我们看到所有村镇的屋顶都插着红旗。无论是谁，亲眼看到这一面面随风飘扬的五星红旗，振奋之情都会油然而生。

红，是贯穿红旗渠的主色调。这是凝聚人心的红，也是热血灌溉的红。

我们走在红旗渠的堤坝上，与缓缓流动的渠水一道盘桓回转于陡峭的山壁间。在视野开阔的地方回首眺望，山腰的水渠、山脚的公路和谷底的河流并行延伸，渐渐隐没在层峦叠嶂之中……红旗渠的源头就在这望不到边的山峰后面。

从太行山西麓劈山绕谷而来的浊漳河，在林州的最北端一掠而过，这是一条水量充沛的大河，如果能把浊漳河的河水引入林州盆地，困扰林州的“旱魇”就可以得到彻底解决。

难点是，这水从哪里引。

关于浊漳河，有“九峡十八断”一说，“断”是当地方言对“瀑布”的一种称谓，“十八断”就是十八个大台阶。经过层层跌落，当河水抵达林州境内时，水面海拔已经远低于盆地内大部分耕地的海拔。所以，如果想从最近的地方引水，只能用水泵将水抽到高处，而这种方案的维护和运行成本都太大。

最理想的办法是利用地势，让河水在重力作用下源源不断地流到林州的各个角落，一劳永逸地实现“引漳入林”的目的，以一代人的付出，造福子孙万代。

带着这样的信念，杨贵和他的同事们沿浊漳河溯源而上，经过多次测量和论证，最终将引水点选在了山西省平顺县境内的侯壁断，并将这一工程正式定名为“红旗渠”。

侯壁断海拔464.75米，比红旗渠渠线在林县境内的最高点高出14.7米，渠水将这14.7米的落差走完，需要在太行山的崖壁间盘绕70多公里。而要实现70多公里的渠线有一个连续不断的坡度，就要保证每8公里的落差不能超过一米。

在崇山峻岭间凌空开凿这样一条水渠，其施工难度，对20世纪60年代的林县人来说是无法想象的。但60万乡亲都在翘首以盼，他们有力气，有干劲，也有胆量，他们不怕困难，怕的是永远没有机会改变。

1960年2月11日，37000多人走进了太行山。他们不是专业工人，而是来自林县不同村镇的农民。父子相随，夫妻相伴，很多年轻人告别父母，背上棉被就独自上路。

此刻，他们的身后没有荣光閃耀，只有沉重的嘱托：“一定要把水带回来！”

备受期望又饱受争议的“引漳入林”工程，终于拉开了序幕。

我们听到了很多与红旗渠有关的艰苦奋斗的故事，每一处断壁，每一个隧洞，都有一段让人肃然起敬的往昔。我们擦肩而过的那些山石，往往都曾有人洒过鲜血。

红旗渠一共修了10年，塌方和落石夺走了81位民工的生命，其中有60岁的老人，也有17岁的青葱少年。

而除了猝不及防的事故，捉襟见肘的后勤供给，应是修渠人所必须面对的另一个考验。

红旗渠破土动工的时候，波及全国的自然灾害仍在持续。在全中国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时代背景下，林县所能获取的物资和技术支持也必然十分有限。

人们手上没有高精度的测量设备，两台测量仪和一台水平仪远远不能满足测绘所需。于是，一个被称作“水鸭子”的古老仪器被带上了工地——这个由三块木板两根线外加一个水盆拼成的土装备，让70多公里的红旗渠“分毫不差”。

自食其力，不等不靠，工具紧缺自己做，石灰、水泥自己烧，粮食不够吃就用野菜和水草充饥……林县人民从来没想过“伸手要”。

施工难度最大的青年洞是红旗渠的咽喉工程，说难，是因为必须在垂直的绝壁上凿出一个600多米的隧洞，漳河水才能最终进入林县。

而这600多米，是血肉之躯与石英砂岩的对抗。

1960年11月，红旗渠因自然灾害和经济原因暂停施工。可修渠的人们不愿意轻易停下，即使口粮供给没有保障，一支由300名青年组成的突击队还是悄悄地来到了山崖前。8个月后，在这群年轻人的咬牙坚持下，隧洞顺利凿通。这是一个全部由青年人攻克的难关，“青年洞”也因此得名。

这群青年遇见的时代或许不是最好的时代，但时代有幸，遇见这样的他们。

漳河穿山来

很多时候，数字更能说明那些看不见的努力。

为了建设红旗渠，前后有30多万人投身其中，削平山头1250座，凿通隧洞211个，架设渡槽152个，修建沿渠建筑物12408座，挖砌土石方1515万立方米。

修筑干渠、分干渠10条，总长304.1公里；支渠51条，总长524.1公里；斗渠290条，总长697.3公里；农渠4281条，总长2488公里。

挖出的土石假若修成一堵宽2米、高3米的墙，则可以从广州一直修到哈尔滨。

1965年4月5日，红旗渠总干渠建成通水；1966年4月，一干渠、二干渠、三干渠同时竣工；1969年7月，所有干渠、支渠、斗渠配套工程全部完成。

当闸门开启，漳河水滚滚而来时，无数人站在渠边号啕大哭。

至此，56.7万人口、37万头牲畜和54万亩耕地，彻底告别了干旱缺水的历史。

这个世界有很多种改变，每个角落都会发生一些不寻常的事情，与命运死磕到底的抗争，却始终能打动我们。

太行山修渠人的故事不仅鼓舞着中国人奋发图强，也在世界范围内引起震动。1974年，新中国首次在联合国大会播放影片，放映的第一部影片就是纪录片《红旗渠》。

“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红旗渠留给世人的精神财富，也正是蹒跚学步的新中国在内外交困的环境下，逆势生长的原因。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的第一代建设者们，因着相同的信念，开采出大庆油田，甩掉了“贫油落后”的帽子；建成了南京长江大桥，打破了美国专家的“不可能”论断；研制出“两弹一星”，摆脱了西方国家的“核讹诈”……

建设中国的路很长，阻碍也很多，但纵使还有比太行山更为坚硬巨大的困难，也必然有新一代的青年点亮开山破壁的火炬。

其实，不管把红旗渠看作一个人工奇迹，还是一种精神信念，一首诗让我觉得更适合用来做最后的总结：

一切的现在都孕育着未来，

未来的一切都生长在它的昨天。

希望，而且为它斗争，

请把这一切放在你的肩上。

夜晚，我們穿过林州，城市的灯光璀璨中带着一份自然祥和，高楼比比皆是，每一扇透着灯光的窗户后面，都有一个小小的家庭。

真好，今晚他们不会为水担心。

编辑/梁宇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