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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作为中华的母亲河，中国人对长江的认知比黄河晚了不止千年。

《尚书·禹贡》中讲大禹导河自“积石山”，这里的“河”便是黃河，“积石山”无论是今天的阿尼玛卿山，还是甘肃临夏的小积石山，作为黄河的上源都是准确的。而在同一本书中，“岷山导江”的说法则把长江的上源定在了偏差在千里之外的岷山。

作为儒家典籍，《禹贡》的论断被后世沿用了两千多年，直到明万历年间，徐霞客万里探源，才明确地指出长江的上源在金沙江，而非岷江。

而古人早已在唐太宗时代就将黄河的源头上溯到了星宿海。到元世祖忽必烈时，又探明星宿海以西还有三条源流。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则最终把黄河源头锁定在今天的卡日曲。

但人们对长江源头相对准确的认知，要一直推迟到1976年。

这年夏天，一支官方组织的现代科考队第二次进入江源地区，艰难的跋涉换来激动人心的结果，他们在海拔5800米的姜古迪如冰川下确认了长江的源头。

1978年1月13日新华社用一则电讯通告全世界：长江的源头在唐古拉山脉主峰各拉丹冬雪山西南侧的沱沱河，长江全长不是5800公里，而是6380公里。从此，中国长江取代美国密西西比河，成为世界第三长河。

长久以来，长江的源头不为人知，这并不是因为前人不努力。实际上，古人对寻根溯源一直保持着高度热情。

早在1720年，康熙皇帝的使臣曾沿金沙江一直上溯到青海玉树地区，可他面对密集如织的大小河流，不知所措，只好在奏章里如实写道：这里的河流像扫把一样千头万绪，源头根本无从找起。

这条横贯中国南部的大江，多在群山之间穿行，所到之处水网密布，河湖勾连，支流繁多且个个源远流长，尤其在上游，山高谷深，江流湍急，在道路险阻的古代，别说探源，就连沿江上行都是问题。

古时候在长江两岸生活的人并不多，沟通也不够紧密，人们对于河流的认知通常局限于自己的所见，于是一条长江被无意识地分段切割，并被不同地区的人赋予了不同的名字。

认识长江的全貌到底有多难？我们从长江众多的别称中就能感知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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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的“滞后”不只体现在地理认知领域，其历史地位也被黄河长久地压制。

在文明初生的石器时代，黄河流域松软的土壤显然比长江流域密致的土壤更容易用木石工具来耕种，于是华夏文明最早在黄河两岸蓬勃生长。

从近乎传说的三皇五帝，到钟鸣鼎食的夏商周，黄河流域都是号令天下的先启之地。

“地域歧视”不是现代人的专利。约在三四千年前，黄河流域的人们，也瞧不起所有非黄河流域的人……

他们把自己所在的土地，大概就是今天的河南一带 ，称为天下之中的“中原”，其他地方就有些上不了台面了——东边靠海的为“齐东野语”，简称野人；南方的两广（广西和广东）多瘴气，为不开化的百越之地；西边蜀道难，荆楚蛮夷之地；西北大漠，盘踞着犬戎；北方就更不用说，冷得要命的不毛之地……

这种骄傲当然还表现在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封爵和接受朝贡。

武王伐纣时，来自长江流域的楚部落誓死跟随，楚人的领袖鬻熊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然而，当周武王分封天下时，名单上却没有楚人的位置。

后来，周成王亲政，封赏功臣后代，对楚人亦相当冷落，只象征性地给了50里封地和一个“子爵”的封号。

楚子熊绎回到南方的封地，带领族人建立楚国。建国伊始，楚人一无所有，他们只能在附近鄀国偷了一头牛来搞祭祀活动。

然而，经过数代人的隐忍奋斗，到公元前706年，楚国的实力已然发展壮大。国君熊通渴望重返中原，自称蛮夷之师发兵随国，想胁迫周天子为其加尊封号。但中原天子根本没把楚国放在眼里，言简意赅地回复为：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感觉被欺辱的熊通，干脆自立门户，自立为武王，并放出豪言：王不加位，我自尊耳。

从此以后，楚国加速扩张，吞并江汉、湖湘，进击云贵、巴蜀，雄霸长江南北，并两度饮马黄河，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疆域最广阔、实力最雄厚的诸侯国。

从“筚路蓝缕”到“问鼎中原”，这两个因楚国而生的成语实际上见证了长江流域第一次逆袭历程。

若从黄帝算起，黄河流域的骄傲终于在两千年后受到了来自长江流域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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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年楚国，不仅缔造了盛极一时的政权，还创造出绚烂多彩的文化。

灵动奔放的长江赋予楚人浪漫的气质和张扬的想象力。以楚文化为代表的长江文明，得以与黄河文明同台争辉，在青铜冶炼、丝绸织造、音乐、美术等方面，长江文明甚至实现了反超。

现今，人们最耳熟的楚国人应该有两个，一个是《芈月传》里的芈月宣太后，另一个就是文人骚客的老祖宗——屈原。

经历了三任楚王的屈原亲手将自己的国家推上时代的巅峰，又目睹它从巅峰跌落，在这强烈的刺激下，一腔炙热的情绪以一种从未有过的形式从他的胸中喷薄而出——楚辞诞生了，中国文学进入了浪漫主义的新世界。

这位喝着长江水长大的诗人，最终又将躯体投入长江的怀抱，他的拳拳赤子之心也成为华夏民族共同景仰的精神高峰。

长江两岸，不再是蛮夷之地的代名词，从这一天起，它的文明之花绽放出与黄河流域并驾齐驱的力量。

屈原的浪漫，与长江的澎湃，有着相生相应的默契。他在流放沅江时，写过一句：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千年以后，从长江漂流而下的李白提笔狂书：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

一个“我独醒”，一个“不复醒”，两位才华横溢的诗人，用跨越千年的遥叹，各自书写着怀才不遇的黯然与不羁，却又共同将长江文化推向无可匹敌的高度。

724年，24岁的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他乘一叶扁舟，沿长江顺流而下，离开了巴蜀故乡。

李白自小在长江的支流涪江边长大，长江的水土滋养了他可与日月争辉的文采。

而李白亦不负长江，长江在他的笔下得到了最生动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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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天妒英才，李白竟然遭遇了和屈原一样的时代悲剧。

755年，一场直指长安的叛乱打破了唐玄宗的《霓裳羽衣曲》，安史之乱爆发。持续近十年的战乱，让中原大地“人烟断绝，千里萧条”。这场主要在黄河流域蔓延的战火，却意外成为长江流域崛起的契机。

这个契机，就是：南渡。

当然，不只这一回。

从西晋的永嘉之乱，到北宋的靖康之变，每当中原地区遭受外族入侵，生灵涂炭之际，长江都会张开宽厚的臂膀，接纳南下避乱的人们。

即使没有战乱，经历了数千年开发利用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日趋恶化，中上游植被锐减，大量泥沙涌入，淤塞河道，使得黄河时常洪水泛滥。

而黄河每隔百年就要上演一次的巨龙摆尾式决堤改道，更是加重了北方人南渡的意愿。

他们携家带口，背井离乡，一路上兵荒马乱，人心惶惶，但有一些东西不会随着路途的艰辛而丢失，那就是来自中原大地上厚重的文化沉淀和更加成熟的生产技术。

长江所能提供的，不只是相对安稳的庇护，更重要的是开创新天地所需要的一切物质基础。长江两岸宽广的膏腴之地，与南下的生产力完美契合，长江流域一跃成为天下粮仓。

“江淮熟，天下足。”“苏湖熟，天下足。”“湖广熟，天下足。”“两湖熟，天下足。”这些流传在民间的谚语，其实都在传递着同一个信息：中国大地开始依仗长江的供养了。

两宋时期，对运河的疏浚与漕运体系的完善，又使得江南的经济发展直线攀升，一个个“超级城市”相继涌现，长江与黄河间的相互影响亦发生倒转，长江两岸成为新的经济和文化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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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与黄河，中国大地上的两条巨川，在沧桑回旋中，或许还藏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奥秘。

在黄河文明萌生的时代，还有两河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并举，而延续下来的，只有华夏文明。

学者们争议其他文明消失的原因，有太多复杂关联，但其根本就是缺乏口粮。若没有稳固的“粮仓”，一折腾就断粮，那么这个民族必然走向衰败，甚至消亡。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縱观近两千年的历史，长江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的“青山”。

如果说黄河是源头和根本，那么长江就是民族危亡时最坚挺的后方大本营。

自古以来，华夏民族的历史也是一部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抗争史，为了这个，我们修了长城，筑了无数宏伟的关隘。

长城是抵御外族的第一道防线，黄河是第二条，黄河再失守，就指望秦淮一线，如果这一线也崩了，那么长江就是最后一道天险。

宽广的长江和她身后的土地，不断地为这个民族延续火种，保存实力，无论朝代如何更换，无论外敌带来怎样的血腥风云，风雨之后，我们都能迅速重生。

时间来到近代，当对中国的挑战不是来自北方陆地，而是来自南面大海时，一直作为后盾的长江，转身担当起了先锋的角色。

1843年11月17日，上海开埠。这是鸦片战争后，清朝作为战败国所付出的一个代价。此后，西方列强的轮船纷纷开进长江门户，而登上江岸的不只是操着各国语言的商人，还有先进的工业技术和新思想新观念。

上海，这个由长江泥沙淤积形成的三角洲，突然成为中国最大的通商码头，同时也成为新知识、新文化的码头。这些新的思潮随着江面上来往的渡轮沿江上溯，深入中国腹地。

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率先在长江两岸拉开序幕。

长江，成为一个腐朽的封建王朝崩溃前的第一道裂隙。

1937年8月，30余艘舰艇组成的日本舰队向长江口岸进逼。日军意欲取道长江，海陆空并进，攻占南京。

而此时的中国海军完全没有对抗日本舰队的实力，即使硬打也是毫无意义的牺牲。危急关头，国民政府决定在江阴沉船，封锁长江。

8月12日中午，40余艘大小舰船、185艘装满石料的民船，全部沉入江底，一道坚固的沉船封锁线切断了长江。

随后的近3个月里，中国海军死守在这道封锁线上，同急于通过的日军展开激烈血战。直到淞沪会战结束，日本海军也未能实现沿长江抵达淞沪前线的作战目的。

这条用身家性命搭建起来的防线，把日本人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战略企图硬生生堵在了长江的江面上。

在抗日救国的大背景下，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奋不顾身，奔赴前线，但有一个地方，却在进行着一场规模浩大的撤退。

这场撤退，就是罕有人熟知的“东方敦刻尔克”。

1937年11月，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狭窄的三峡成为进出四川的孔道。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日军向宜昌进逼。

来自上海、南京、苏州、武汉等地的兵工厂、钢铁厂、纺织厂、政府机关、大学和科研单位的人员和物资，冒着敌机的轰炸，十万火急，集结宜昌。

宜昌，三峡的转运港，一夜之间担起了国家工业命脉向大后方转移的使命。

没有国家统一施令，完成这场大撤退的，是一位民营企业家，他在国难关头，自愿挺身而出。

“绝不能将兵工器材留给日本人！”

卢作孚带领民生公司以此为口号，以“分段运输”的方式，昼夜不息，在40天内抢运近20万吨物资和3万多人口，赶在长江枯水期到来前，胜利完成大撤退！

1940年6月，宜昌沦陷。

而所有的兵工机器，在四川重新运转，开始为抗日前线输送武器装备。

这次转运的牺牲也是巨大的，根据资料记载，有16艘船只被炸沉，69艘船舶损坏，117名职工牺牲，76名职工伤残……

也许今天的人们通过电影《敦刻尔克》记住了丘吉尔，却不知道中国这场大撤退更为惊心动魄。一位民营企业家在三峡倾其所有，穿行于炮火硝烟和激流险滩中，以匹夫之力，力挽狂澜。

今天的太平盛世里，我们有汽车、高铁和飞机，我们不再依靠长江出行，但有些人永远地留在了三峡。

如果一一背出那些名字太难，说“谢谢”太浅，那就记住长江和她的那些往事吧。

编辑/梁宇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