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卫彬

苏童曾称罗望子是“小说叙事艺术狂热的挖掘者”，我深以为然。但也正因如此，批评家们予其界定的先锋文学、新乡土小说、新城市写作、新生代作家等等，都显得似是而非。如果非要说，那只能是罗望子创造了独一无二的罗望子式的小说样态，正如新作《是否》，在一个并不大的叙事空间内，探寻一团乱麻生活中的人的存在价值，理性与荒诞的有度调节，审美效果、思想深度与饱满故事的完美嵌入与均衡，构建多重焦点的叙事张力，这一切都打上了鲜明的罗望子式的写作烙印。

有评论家说，“罗望子的世界观是游移不定的”，恰恰如此，这使他在小说中积极建立某种独立的价值观念，甚至是某种偏见，以此对庸常所见，形成某种僭越，这不是单纯为了叙事的需要，而是为了对习焉不察的日常重新进行检测，更加清晰地认识人的生命与情感。在《是否》中，误解是构成小说叙事的原始动力，譬如护士对谢红尘一厢情愿的误解，源于她对医院某种司空见惯的现象的认定，她所理解的“小偷”便是谢红尘的样子，虽然他们的相遇以及误解貌似偶然，但是罗望子在小说中加入了大量的心理细节。以此让我们清晰地看到，谢红尘的敏感其实与女护士对医院所谓“小偷”的“偏见”，形成了某种平衡，相互造成了“误解”的可能。由此一次偶然的相遇，变成了触摸生活真相的荒诞时刻，所谓的成见与偏见，原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不分彼此。

为了让小说中的这种“偶然”具有某种总体性的意义，罗望子把小说人物抛入某种悬置状态，由自知坠入想象，由想象进入现实，并互相印证、穿插，这考验的并非仅仅是作家的想象力与掌控叙事技巧的能力，也在考验作家处理日常经验与日常情感的能力。如果说警察的到来，是为了与之前误解形成某种对位，那么李字的冷漠以及谢红尘与女友之间的关系，则让我们看到生活的虚无，以及人与人之间无法接近的孤立与隔膜。谢红尘“不敢相信，不愿相信，李字会因为这空穴来风中断他们的友情”，然而，无论从远的关系看（谢红尘与李字的女友），还是从近的关系看（谢红尘与李字以及异地的女友），皆是漂浮的、不安的，但他们又不简单是为了眼前的利益、男人的尊严、女人的嫉妒等，而成为令人啼笑皆非的悲、喜剧角色。《是否》很好地做到了虚构性、隐喻性和写实性的结合，在常人的观念里，必须有某种直接的利害关系，才会造成矛盾，形成叙事的可能，正如谢红尘一厢情愿认为李字不会离开他，因为他为了接济李字，甚至掩盖了自己已有女友的真相，但就像真实的生活是无法猜测的，因而存在各种可能性那样，小说反过来借谢红尘内心的揣测与挣扎，又回到了生活的本原。

从“误解”到“隔膜”，是小说潜在的逻辑之一，虽然谢红尘他们未必理解，正如众多生而不知生之意义者，人生只不过是活着而已，因此小说中的各种关系也自带了某种具象的性质，具有人生来如此的意味，因为即便在最亲密的情感（如母子之情、男女之爱）方面，依然不能真正实现心灵的沟通，或可说，小说中的每个人，都处于希冀保持生活的热情而又始终疏离的中间状态，唯此，小说中那些大量的心理细节，才因为妥帖的真切之感而具有考察人物“存在”之价值。

不论是何种情绪，重要的是小说如何传达这种真实的心境，而不是随意涂改任何在叙事辐射范围之内的事物及其意义——因为至少它必须是可靠的。罗望子选择了“性”，某种差相仿佛又大异其趣的介质。《是否》中的“性”其实是一种鲜明的视角，一种貌似无智的视角，却将个人的精神困境与无边的现实糅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对内心风景的微观审视。这种审视首先是从幽暗病房的一场春梦开始的，醒来后的谢红尘并未去盐城会女友，以呼应这种欲望，而是不断延置。此时的延置，并非仅仅因为李字生病而搁浅，而是谢红尘本身对生活的悲观放任和对情感的犹疑。即便原本隐私化的性，可以成为朋友之间交流的话题，但这并非因为所谓的友情，而是李字需要谢红尘的接济，也愿意在满足好友的窥私欲中，体会到某种古怪的优越感。当二人关系产生隔阂，谢红尘与女友之间的性又成为情感不稳定的寄寓之物。“谢红尘意识到，性爱的和谐度，在两人的关系中果然至关重要。难怪胆怯的李字在这方面，倒是上下探索，孜孜以求。”这样的结论其实反过来加深了谢红尘对情感的悲观认识，性成为与自我决裂，与生活媾和的过程，那既是一种自我精神的放逐，也是一种对现实理解的强制反应。

除此之外，我们还会注意到小说中写到的“性”，也具有某种疏离性质，在谢红尘和李字决定去干所谓的“正事”之前的那场春梦中，谢红尘梦到了李字的女友，“她不吭声，谢红尘也不吭声，这是一场无声的博弈”。这里的“博弈”一方面是对之前误解的较量，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欲望遭遇现实时的矛盾、退缩，性并不能成为那把打开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钥匙，即便它看上去是最亲密的。小说中性的几次镜像般的嫁接，实际上也是一种对现实焦虑之下人的无所适从的巧妙转换，精神的寻找转化为性的不伦与荒诞。

应该说，在这篇小说中，罗望子极为精准地平衡了现实与荒诞的关系，从而在另一个层面，让我们看到小说所谓的真实，是我们正在面对和必須面对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可能是自相矛盾的，却又是合理的。《是否》在一种极为平淡的叙事中，将人物的种种道德境遇、价值判断和情感诉求形成一个既封闭又放大的圆，使得平淡与荒诞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小说的难度也在于此——如何使不可能成为可能。从叙事的丰富性上看，《是否》具有强烈的平衡与精确感，我们可以感到某种明确的信号，现实生活的风平浪静，在小说中其实是波涛汹涌的，譬如李字与女友交往中，“她让我们少来往，多干干正事儿”，这是轻描淡写的一句话，然而“正事”却大有深意，后来他们的所作所为，恰恰是对“正事”的反抗，是漫无目的地消解“正事”的意义，他们“捡狗屎”的行为，完全区别于清洁工的行为，某种程度上，谢红尘与李字的行为可以看作巴塔耶所谓的“内在经验”的转化，某种“非知”的“心醉神迷”的状态，而女保洁只是屈从于这本来的生存状态。当我们意识到“捡狗屎”作为无用之目的，才明白谢红尘将母亲的援助转化为对李字的救济，乃是某种本能的反抗，如果真诚地活着即是一种善，假如这种“善”是存在的，那么谢红尘的“善”是某种应许的真实，就像他的“春梦”那般真实，不完全是色情的，而是与生活无声的博弈。

文学是另一种形式的世界，在小说中，有时候可靠的“世界”往往是由荒诞来构成的，或可说，小说前半部分的铺叙，其实是为了把叙事逼入一个既瓦解可靠又在建立叙事真诚度的圈套中，一个被人误作小偷的人，如何一步步走向“捡狗屎”这件所谓的“正经事”，这是小说的“现实”，即如何在常人所谓的现实中松动某颗螺丝，而让真相从中逃逸。我们固然会对谢红尘与李字兴致勃勃地去“捡狗屎”这件事产生某种错愕。但是，小说的叙述如此平静，两个百无聊赖的人，在黄昏时分，他们比赛似的在小区里寻找狗的秽物，此时，小说加重了细节描写，包括物业与清洁工的反应，甚至秽物的体积重量，一切予人某种真切的肮脏感，这是文学的表面，却也是被我们习焉不察的“世界的背面”。在这个幽暗地带，谢红尘与李字的兴致，乃是对现实生活的失望，恰似烛烬之余温，让人感到冷寂，他们用笑声掩饰内心的呜咽，“只有这样，才能洗脱另有所图的嫌疑：他们不是小偷，他们热爱生活”。

平静而克制，荒诞而真诚，我们似乎看到小说的叙事动力，与人物性格及命运逻辑，在同一股轨道上演进。虚构由此成为寻找以及生成意义的重要方式，比如，当谢红尘与李字在“捡狗屎”过程中，作家有意加入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小细节，仿佛是“余绪”，却是小说“表情”丰富之所在。因此，当最后“捡狗屎”的行为进入“朋友圈”乃至“政府部门的微信公号”，一方面进一步加深了对“正事”的反讽，另一方面也让小说丰富的表情有了一个更为清晰的现实指向，对社会荣誉感和生活虚无感的解构。这既是小说对现实的截取，也是一种打破，因为这种行为既不是“作秀”也不是“肉麻”，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这无聊当作有趣背后的目的。这些地方使我们看不到（或者说掩盖）了作者当初创造人物的某种概念化的痕迹，没有让所谓的现实僭越小说的格调，它让小说像一条船平稳地穿行于约翰·伯格所谓的时间的表演术构成的场域中。

无论“是”或“否”，这都是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面相，就像謝红尘略显“出世”的一厢情愿与李字世俗的城府，让我们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虚伪至此而又无比真实，李字需要谢红尘这样的朋友作为某种附庸，亦可弃之如敝屣。当然，这篇小说并不仅止于揭示一段虚伪的友谊，而是复原某种真实的精神生活，不是臆测的他人的生活，更不是抽象的观念征服，而是通过小说容器的精致调配去打开它，而这个打开的过程，是小说的使命所在。

责任编辑 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