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景海 河北大学历史学院

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人物，李大钊思想意识中存有深厚的儒学观念。通过考察李大钊儒学观念的生活背景，探析他对待儒学所持的尊崇、批判与科学分析三种态度，从而探寻李大钊思想转变过程。李大钊融会中西文化，形成了深含时代特征与哲学思辨色彩的儒学观，为今日中西文化和谐发展及儒学传承与创新提供历史资鉴。

一、成长的儒学背景

(一)家庭关系影响

李大钊幼年时期襁褓失怙,时人评论“先生毕生，以未得一见父母，无人世间骨肉之爱为憾”，祖父李如珍“抚养李大钊十八年之久，对李大钊幼年时期性格的形成、兴趣与求知欲，以及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的初步确立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对李大钊十分关注，在其入私塾前就已学习《诗经》等传统蒙学读物。

李大钊娶赵纫兰为妻，“纫兰”取自《离骚》中“纫秋兰以为佩”，寄托了传统儒家美好志趣。他曾数次流露对妻子的感念之情，“我家贫，只有薄田数十亩，学费所需，皆赖内人辛苦经营、典当挪借，始得勉强卒业”[1]，赵纫兰协助李大钊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她是典型的旧式女性，自幼敦厚热诚、极有主见但未接受过系统的现代教育，其知识背景以儒家传统文化为主，李大钊在与其妻子生活中潜移默化受到了来自妻子行为方式的影响。

(二)启蒙阶段的受教经历

私塾教育奠定了李大钊儒学知识体系基础。少年时期的李大钊身处封建社会转型时期，但以学习儒学文化为主。其老师“有的参加过县一级学校的入学考试，有的考取过秀才，这些人有在县学、府学中学习的经历，有的还曾进入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过”。老师单子鳌给李大钊取名“耆年”，以避其父母早逝的命运，并含有存心养性、仁者长寿的儒学韵味。老师赵辉斗与黄宝林也都有丰富的儒家文化学习经历，对待学生严格管教颇有威望，使少年李大钊在浓厚儒学语境中成长起来。

(三)儒家经典的知识积累

儒家传统经典促成李大钊儒学知识积累。《中庸》《孝经》《诗经》等教科书构建了李大钊的儒学知识架构，忠恕之道、仁义之德铸就了李大钊在为人处世中儒雅谦虚的性格；“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修养培养了李大钊勿存偏见、正视事物的认知观；天、性、道、教之统一，传统中庸之道促成李大钊发展过程中接受多因素融合的特点。

二、对待儒学的不同态度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李大钊对儒学产生不一样的看法，形成尊崇、批判、科学分析等态度，蕴含其思想重心的转变与儒学观念的成熟。

(一)心理上的尊崇

儒学教育使李大钊对部分儒学观念始终持尊崇态度，李大钊数次表明自己归属于“儒”的身份，“李大钊自称‘吾儒’，联系其儒家思想，标明自己是信奉儒学之士”[2]，制造了“儒生”身份的李大钊。

李大钊从儒家治理角度表明了自己的政治观念。青年李大钊对于封建国家与人民权利，往往重视前者而忽视后者，走着一条儒家的“为政之道”[3]，“在探讨政治问题时，在相当时间内还离不开‘为治之道’这个角度，这种出发点本身就带有封建政治观念的明显痕迹”[4]，这种思考方式带有强烈的儒家思想色彩。

李大钊评价朱舜水“舜水先生抱种族大痛，流离颠沛，而安南，而日本，投荒万里，泣血天涯，未尝一日忘中原之恢复也”[5]，他赞扬这种爱国行为，“自古忠臣殉国，烈妇殉国，临危尽节，芳烈千秋，此其忠肝义胆，故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这是对甘于奉献生命之士的赞扬，李大钊在体现朴素爱国情感的同时从内心深处表达了对儒家爱国忠君思想的尊崇。

(二)功用上的批判

现代知识体系与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使李大钊转而思考一种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对儒学的态度表现为批判，原因在于专制力量在儒家外衣包裹下愈发膨胀，儒学功利性愈发明显且倒退，批判儒学是为打击尊孔复旧的逆流，也是对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旧道德与文化专制发起的猛烈攻击。

李大钊在《民彝与政治》中提出“孔子生而吾华衰”的观点，他对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理解逐步深入，主张通过立宪的方式限制君权，伸张民权[6]，逐渐形成立宪的思想追求。李大钊还指出封建儒学对人的思想之束缚，“既重自由，何又迫人来尊孔？既要迫人来尊孔，何谓信仰自由”[7]，直指封建孔教文化对人格的限制及对民主精神的践踏。

作为民主主义者的李大钊对于儒学的批判大多是出于对儒学教化功能的否定。辛亥革命后自由民主之风盛行，袁世凯复辟逆流企图对人民形成思想控制以满足其权力需求，激起了来自于社会各界的抨击讨伐，儒学中利于封建统治的观点也处在理论抨击的风口之中。他认为儒学起到的现实功能是落后腐朽的，只能服务于攫取了权力的统治者[8]，李大钊在《孔子与宪法》一书中直斥“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宪法者，现代国民自由之证券也。专制不能容于自由，即孔子不当存于宪法”，由此观之，李大钊的批判是针对其封建落后部分，是对于封建复辟行为的否定。

(三)科学分析

李大钊认为儒家仁德思想与西方文明中自由民主的价值追求有契合之处，倡导国民以儒学思想为基础兼收西方政治之观念。这种分析方式已经在基本的价值观念上探寻了儒学基本思想中蕴含的现代文明因素，并探讨了这些因素与西方文化的关系。

李大钊对儒学思想进行系统科学分析是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之后，他认为儒学存在“因他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应出来的产物，因他是中国大家族制度的表层构造，因为经济上有它的基础”。他从阶级分析角度说明中国劳动运动本质，“中国的劳动运动，是打破孔子阶级主义的运动”，为革命运动提供了阶级理论的基础。他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科学分析了儒家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有着启蒙作用，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指引。

李大钊对于儒学的三种态度可看出李大钊从儒学文人向民主主义者的转变和从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他有意识地区分孔子本来面目与历史形象，并对后者予以批判[9]，极具思辨色彩，形成了超越时代的儒学观，能够充分运用辩证的观点对待儒学并加以利用和宣传。

三、对李大钊儒学观念的认识

李大钊代表着部分有志青年的发展轨迹，他们自幼接受封建文化熏陶，尊崇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与使命，勇立时代前沿。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为部分青年所接受而成为了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钥匙，其所带来价值更在于哲学思辨性与时代号召力，从精神层面引领变革，在此环境下李大钊等融会中西文化精髓而形成了深含时代特征与哲学思辨色彩的儒学观，并迅速成为时代的文化引领。

李大钊在不同时期形成特点不同的儒学观是受儒学文化价值观熏陶的结果，在肯定李大钊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要认可他对自身“吾儒”定位的评价。以他为代表的部分知识分子对待儒家文化秉持批判继承的态度，正确处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李大钊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理论先驱，从唯物史观角度对儒学文化进行了科学的分析，这种科学的思维方式也给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