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宏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频发，其中包括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疫情、2009年的甲型流行肝炎疫情、2012年的中东呼吸综合征疫情、2014年的埃博拉病毒疫情和2019年的新冠肺炎疫情。这些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暴发和全球流行，对各国人民的健康、工作和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对全球经济秩序乃至政治格局和治理结构造成了巨大冲击。

如何发挥社会资本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的独特功效，最大限度地减缓或防止公共卫生事件演化为重大危机事件，减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负面影响，日渐成为各学科的学者共同关注的议题。

一、社会资本的概念争议

自布迪厄在《资本的形式》一文中提出社会资本的概念以来，一方面，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运用该概念得出的理论和经验成果层出不穷；另一方面，围绕社会资本概念的定义和操作化以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1］（P1-20）［2］（P3-6）。但社会资本应用于灾难应急、灾害重建、灾难发生前的预防和规划，则是近年来跨学科的一个重点研究领域［3］（P274）。笔者认为，社会资本理论中的争论与研究者选择或偏爱的分析层面有关。一种标准是按照社会资本的分析层面是个体还是群体来划分，这也是最简单明了的从意义上来区分；另一种标准是将分析的层面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4］（P29）。

一些学者从宏观的视角来界定和研究社会资本，比如普特南认为，“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社会资本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5］（P35-36）；福山直接将社会资本等同于社区或社会信任，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福祉及其竞争能力取决于独特的普遍化的文化特征，诚信的水平内化于社会之中，而信任被界定为产生于一个社区内的常规的、诚实的合作行为，以社区共享的规范和社区中其他成员的作用为基础。这些社区并不需要对关系做出广泛的合同式和法律规章式的规定［6］（P41-42）。根据世界银行社会资本协会的界定，广义的社会资本是指政府和市民社会为了一个组织的相互利益而采取的集体行动，该组织小到一个家庭，大至一个国家。在此意义上，可以将政府社会资本和民间社会资本做出区分。政府社会资本指影响人们为了相互利益而进行合作的能力的各种政府制度，包括契约实施效率、法律规则等。民间社会资本包括共同的价值观、规范、非正式网络、社会团成员等影响个人为实现共同目标进行合作的制度因素［1］（P58）。祖金和迪马吉奥在社会资本的研究中引入政治嵌入和文化嵌入的概念，因为看到了经济行为总是在大的政治背景下发生的，而且经济学的假设、规则和理性是受文化限制和被文化塑造的［7］（P17）。做宏观层面分析的社会资本理论家认识到，社会资本的网络嵌入政治、经济和文化重叠的系统中，这些宏观社会制度有可能决定社会网络有效资源的种类和数量，弄清楚可以和谁建立关系因而构建社会网络，为交易立法和进行法律法规的调整，针对制度的行为建立和实施交易，描述和调整社会网络的社会环境，建立和推动社会网络交易，建立和调整不同社会网络之间的竞争等等。在这个意义上，一切试图用社会资本的概念解释一个社会、民族—国家、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理论模型都可以归到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范畴中［4］（P30）。

从中观层面界定社会资本的学者包括布迪厄、科尔曼、伯特等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现实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与拥有或多或少制度化的共同熟识和认可的关系网络有关，换言之，与一个群体中的成员身份有关。它从集体拥有的角度为每个成员提供支持，在这个词汇的多种意义上，它是为其成员提供获得信用的‘信任状’”［8］（P248）。根据社会资本的功能，科尔曼把社会资本界定为“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认为“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实体，而是由具有两种特征的多种不同实体构成的：它们全部由社会结构的某个方面组成，它们促进了处在该结构内的个体的某些行动”［9］（P302）。伯特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网络结构给网络中的行动者提供信息和资源控制的程度，他称之为“朋友、同事以及更一般的熟人，通过他们获得使用金融和人力资本的机会”，亦即“结构洞的社会资本”［10］（P9）。

林南、波茨等学者从个体的视角界定社会资本。林南认为，社会资本可被定义为嵌入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可以在有目的的行动中获取或动员的资源。他将社会资本的概念分解为三部分：嵌入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资源、个人获取这些社会资源的能力、通过有目的行动中的个人运用或动员的这些社会资源［11］（P35）。 波茨指出，社会资本是“个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身份在网络中或者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获取能力不是个人固有的，而是个人与他人关系中包含着的一种资产。社会资本是嵌入的结果”［12］（P12-13）。

还可按照社会资本的内容，将其划分为结构型社会资本和认知型社会资本。通过形成由各种规则、程序和先例来补充的不同角色和社会网络，结构型社会资本能够促进互惠性集体行动。认知型社会资本包括共同遵守的标准、价值观、态度和信仰，它使人们更倾向于采取互惠的共同行动［1］（P122）。

综合以上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社会资本可以定义为嵌入于各个层面的行动者所能够调动的社会资源总和，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规范和价值观建构社会信任，推动社会参与，以达成行动者的集体目标。

二、社会资本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中的功能

本文将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分析社会资本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过程中的具体应用，探讨社会资本的独特作用机制。

（一）宏观层面

据人民网和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的统计，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至2020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共主持召开了15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多次研究疫情防控并做出重大战略部署，出席5次专题重要会议并就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发表重要讲话，6 次赴北京、武汉、浙江、陕西考察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情况。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频繁召开最高级别的会议，特别是农历大年初一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显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人民生命安全的高度重视。此外，这段时间内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了28次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和11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主题均为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13］；孙春兰副总理2020年2月27日至4月17日率中央赴湖北指导组坐镇武汉，指挥湖北及全国的疫情防控工作。2020年1月25日开始，全国除西藏自治区、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以外，共有30个省市自治区启动了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

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从2020年1月19日到5月31日，全国各地陆续调派346支医疗队、4.26余万名医护人员（包括2600名军队医护人员）支援湖北抗疫，19个省区市派出医疗队对口支援武汉市和湖北省各地市的疫情防控；各级财政共安排疫情防控资金1218亿元，与疫情防控直接相关的卫生健康支出达2716 亿元。同时，10 天内建成有1000 张病床的火神山医院、18 天内建成有1600 张病床的雷神山医院，数天内改造完成多家方舱医院，如此建设速度在世界公共卫生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经过全国人民一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到2020年2月中旬，全国尤其是湖北、武汉的新增确诊病例呈稳定下降趋势，新增治愈病例比例明显上升。到2020年5月初，全国28个省份已经连续14天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全国所有省份应急响应级别均调整为二级或以下，标志着全国抗疫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4］。

在省市自治区层面，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的一体化合作抗疫为地区层面的结构型社会资本充分发挥作用提供了平台。以上海为龙头和核心的“长三角”三省一市，围绕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合作建立了五项工作机制。“长三角”地区在全国发展大局中占有重要地位，一体化合作机制不仅能有效抓好疫情防控，也能助力“长三角”地区尽快复工复产、恢复正常的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发挥“3+1>4”的联动效应。在五项明确的工作机制中，既有健康码互认的管控一体化举措，也有产业链协同互助的复工一体化措施。除了强化供需匹配，原材料、零部件生产供应，落实通关、物流等协同保障之外，在企业招工、员工返岗等方面也建立了协调对接平台。很明显，在特殊时期，“长三角”一体化的协调机制就体现为将疫情防控从各省市的各自为战转变为更大范围内的协同防控，将各省市复工复产时的各自出招转变为四省市协同的互补共赢。疫情防控信息的互认不仅为保障供应和恢复生产提供了便利，也避免了人员流动过程中的重复查验和隔离；复工复产方面的协同合作能有效帮助企业解决用工、物流、销售上的困难，稳住“长三角”经济的基本盘。另外，全国各省区市对口支援湖北、武汉和其他地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巩固和扩大了各省市自治区与湖北省及所辖城市的合作、交流与互助关系，使原来地区间的结构性社会资本保值增值，为未来跨区域的进一步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疫情期间湖北省著名的旅游景点纷纷向援鄂医护人员乃至全国的医护工作者发出终身免费旅游的邀请，就是地区间互助所形成的宏观社会资本发生功效的最好佐证。

在国际范围内，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到2020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与50余位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领导人通电话，多次会见世界卫生组织（下文简称“世卫组织”）领导人和其他国家的政府首脑，与其分享中国的抗疫经验，探讨疫情防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问题。截至2020年5月31日，中国政府已经向127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提供医用口罩、防护服、检测试剂等物资援助，还向世卫组织捐助5000万美元，累计向27国派出29批医疗专家组；地方政府、企业和民间团体已向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组织捐赠了医疗物资；已有58个国家和地区以及4个国际组织与中国企业签署了医疗物资商业采购合同。此外，多个国外采购商与中国企业通过各种渠道开展合作。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从2020年3月1日到4月4日，中国出口主要防疫物资102亿元，其中包括口罩38.6亿只、防护服3752万件、红外测温仪241万件、呼吸机1.6万台、新冠病毒检测试剂284万盒、护目镜841万副［15］。

从社会资本的视角来分析，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亲自部署，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严防严控、精准施策，在疫情防控过程中集中展现了宏观层面的政府社会资本的效力，提升了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形成了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疫情防控的全国一盘棋的局面，展现出党中央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强大制度优势、卓越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我国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再一次坚定了我国人民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增强了国民对于国家和中华民族的社会认同。在国际社会中，中国的疫情防控举措也赢得了包括世卫组织在内的众多国际组织和许多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美誉度，进一步积累了政府的社会资本。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王俊秀课题组对全国11000余名居民的网上调查，从2020年1月24日到2月10日，社会各界的全力投入使得民众对疫情防控的信心大增，其中，民众对政府部门抗疫工作的信心从70.5%增加到84.1%，勾选“非常有信心”的比例从16.9%增加到24.9%［16］。

（二）中观层面

中观层面的社会资本是指企业、社会组织和社区通过发挥专业职能所展现的社会信任。

其一，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中积累和提升社会资本。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许多知名企业、企业家和慈善家捐款捐物，为疫情防控提供抗疫物资和资金支持。例如，阿里巴巴集团捐款10亿元，马云个人捐款1亿元；腾讯集团捐赠15亿元；万达集团承诺免除商户租金30亿元，捐款1000万元；李嘉诚、曹德旺分别捐款1亿元；原来生产口罩、防护服、消毒液、呼吸机等医疗用品的企业改建扩建生产线扩大产能，临时召回休春节长假的职工加班加量生产；此外，一些原来主要生产药品、汽车、纺织品、生活用品的企业跨界生产医护用品。比如，哈药集团、富士康、中国石化、上汽通用五菱、比亚迪、广汽集团、三枪内衣、水星家纺等3000余家知名企业纷纷加急申请资质，转产口罩、防护服等疫情防护用品。

无论是捐款捐物还是生产、转产疫情防护用品，或是承诺在疫情期间不裁员、少裁员，在本质上都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具体体现。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在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同时，兼顾与企业行为有密切关系的利益相关者和社会的利益。企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进一步提升了自身的社会声望和美誉度，最终为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共建和谐社会奠定了基础。

其二，社会组织在提供专业服务时积累和提升社会资本。各类社会组织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活动中，主要发挥了筹集钱款采购急需物资配合一线抗疫需要、组织志愿者支援疫情严重地区的抗疫活动、参与社区流行病调查、开展防疫咨询服务等功能。

截至2020年4月28日17时，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机关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共接受用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社会捐赠款物228373.94万元。其中，接受资金168064.86万元，物资价值60309.08万元［17］。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调查，121家民间社会组织（包括机构、社团组织和基金会）募集抗疫资金和物资总额达7257万元，捐出自有资金和物资总价值达1718万元，还通过线上线下的渠道对受灾群众开展心理干预，组织应急车队为社区派送物资，参与消杀、卡点、执勤、排摸等社区一线的防疫工作［18］。

其三，社区动员社会力量，提供精细化、精准化服务。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推行网格化管理和服务，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和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更好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在疫情防控期间广泛动员社区志愿者，为社区居民提供了精准化、精细化的服务。比如，上海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及时颁布的《上海市居民区（村）疫情防控管理操作导则》中明确规定，要严格住宅小区入口管理，对所有住宅小区的出入口设置检查点，全天候值守；人员逢进必测温、必记录；对体温异常人员及时报告和移送；严格来沪返沪人员登记和重点人群管理。对重点地区来沪、返沪人员中无发热等症状的，严格实行为期14天的居家隔离健康观察；居委会/村委会要协助社区医务人员落实居家隔离健康观察人员医学监测；严格社区公共场所和设备管理，等等。部分社区在疫情防控的早期阶段推出的一些宣传口号，如“谁约吃饭，谁是坏蛋，谁约聚会，谁会有罪”“今天到处串门，明天肺炎上门”“口罩你不戴，病毒把你爱”“只要还有一粒米，不往人多地方挤。只要还有一根葱，不往菜场里面冲。只要还有一块肉，超市里面不露头”等，在建立社区安全共同体、提高居民安全防范意识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从本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社区治理实践来看，多元共治的社区治理结构成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的重要抓手，社区志愿者和社区居民对社区疫情防控事务的积极参与则是实现共治和共享的关键。社区居民的参与及居民与其他社区行动者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能促使社会资源优化配置和社区公共利益最大化，更好地满足居民的社区生活需求，维护居民的切身利益，保障社区基本生活和谐稳定有序，节约政府的社会治理成本［19］。

此外，疫情防控期间表现最突出的群体——医护工作者、解放军官兵、公安干警、基层公务员、社区工作者——用自己的奉献提升了所在群体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地位，赢得了高度的社会认同，为所在群体增加了集体社会资本，也为常态时期正确解决医患纠纷和干群冲突积累了宝贵经验。

（三）微观层面

在微观层面上，作为个体的社会成员是社会治理中数量最多的行动者。以往关于社会资本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大多聚焦于个体层面社会网络的建立和调动所带来的积极社会影响［20］（P19-20）。比如，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传统的人际关系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21］（P24）。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他把这种人际关系格局称为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式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每个人以自己为中心，关系网络的规模取决于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有亲疏远近之分，而且随着时间地点而变化。这也意味着在资源有限的社会结构中，那些与自己关系密切的社会网络成员可以优先获得社会资源和社会支持。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米尔格拉姆的实验结果发现，任何一个人与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数平均为5.2个，这个现象被称为六度分隔理论或小世界模型［22］（P123-124）。将该理论用于分析新冠肺炎疫情传播的案例，可以推断，任何人最多通过六个人就能找到一个感染新冠肺炎病毒的陌生人。

有学者运用社会网络理论进行信息传播研究后发现，信息（特别是不能从公开渠道获得的机密信息或内部信息）首先是在关系密切的社会网络成员之间传播的［23］（P72-73）。关于商业机密信息传播渠道的研究亦发现：个人倾向于与他们有密切关系的人分享信息。通过亲属关系传播的信息往往比通过非亲属关系或其他沟通渠道更快地到达被访者［23］（P72-73）。

分析传染病传播的社会网络模型发现，如果没有外界因素的控制或干扰，传染病首先是在有密切接触的小世界中以指数速度传播的［22］（P126-129）。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通过对全国近千例聚集性新冠肺炎病例的分析发现，2019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主要是聚集性病例。所谓聚集性病例，是指在一个相对小的单位里出现两个以上的病例。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聚集性病例的形成通常是首例病人有在湖北的居住旅游史，由于家人生活接触或者照顾病人、多人聚餐等，引发二代传播。而三代四代传播的发生主要是由于第一代病例的临床特征不明显，人们的防范意识不强。据统计，确诊病例中83%是以家庭为单位传播的，其他的聚集场所还包括医疗机构、学校、商场、工厂等。在聚集性病例中，第一代病例大约占22%，第二代病例大约占64%，也有个别的会出现第三代甚至第四代［24］。在多地发现的聚集性病例也从反面验证了微观层面的个人社会资本在危机时期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因此也说明了湖北省、武汉市及其他地区政府在疫情暴发的早期所颁布的封城、要求居民居家隔离、禁止聚餐娱乐、部分行业暂时停工、学校推迟开学等一系列规定是有微观社会资本理论作为科学依据的。

三、社会资本投资的多层面培育

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三个层面社会资本的机制及其功能发挥情况，我们提出如下政策思考。

第一，在宏观层面上，通过对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的《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来促进认知型社会资本的培育和积累。在疫情期间，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和各省市自治区频繁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及时发布有关疫情防控的最新情况，邀请相关政府部门的官员和专家回应群众关心的民生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民众对于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党委、政府的信任，民众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认同度进一步提升，进一步凝聚了团结、合作、宽容、参与和多元治理的理念，这是政府社会资本投资的明显积极回报。

在社会运行的常态化时期，对于政府社会资本的进一步投资还应该注重社会信任的制度建设。部分公共权力执行者和公共权力机关的失信不仅意味着社会运行成本的增加，而且意味着社会普遍规则的失灵。政府社会资本的投资应该以推动权力的公开透明运行为基础，消除公共权力执行者的滥用，进一步提高公共权力的透明度和诚信度［25］（P222）；切实做到信息公开和舆论有效监督，鼓励公共参与和社会监督，让权力在监督下运行、在阳光下运作，通过信任民众而获得民众的信任；打击背信、失信的组织行为和个人行为，让不诚信的企业、组织和个人付出高昂的代价，鼓励守信行为，建立社会信任的奖惩机制，加快社会诚信立法，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确立政府公信力在社会运行中的中立、客观、公正地位，形成社会信任良性运行机制，提高组织和个人信誉的回报率，使社会信任回归良性运行。

第二，在中观层面上，通过支持企业、社会组织和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提升社会资本的质量。以《公司法》《合同法》《商标法》《劳动法》《劳动保护法》等与企业发展密切相关的法律为依据，进一步督促企业履行必要的社会责任。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企业所履行的社会责任包括权益、环境、诚信与和谐等方面。权益责任要求企业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是企业最基本的社会责任之一。权益责任主要是要求企业保证和员工之间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保障员工的文化生活与个人发展，其中包括保障员工收入增长、保持健康、接受教育与培训、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工作与休息平衡等方面的权利。环境责任是指企业消除生产经营过程中对环境的不利影响，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体现了环境正义和责任公平原则。企业应当自觉遵守国家及地方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标准，致力于建设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诚信责任要求企业积极参与诚信制度建设，不断改善企业的外部经营环境和内部员工氛围，提升对消费者、商业伙伴、股东和企业管理者等利益相关者的责任意识，提高企业诚信水平。企业诚信是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重要基础，其主要包括产品质量持续改进、营销伦理、消费者权益保障、对消费者投诉意见的回应、产品与服务追踪等对消费者的责任，履行合同、保护知识产权、恪守公平竞争、维持商业秩序等对商业伙伴的责任，保证股东利益、及时披露重要信息等对投资者的责任，以及坚持职业操守等的管理者责任。笔者认为，以法律制约为基础、以媒体监督和公众监督为手段，促使企业履行其相应的社会责任，是培育企业社会资本、提升企业社会资本质量和扩大企业社会资本影响力的主要途径。

社会组织应根据其自身功能定位，加强能力建设，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增强风险防控能力；政府部门应健全政府、社会、市场与公众之间的协作机制，增进社会信任和社会团结，同时应尽快出台《社会组织管理法》，进一步完善社会组织的参与机制，加强相关制度建设特别是完善风险管控制度，进一步优化社会组织的生存发展环境。

无论是结构性还是认知性社会资本都对社区满意度有积极的影响，相较而言，认知性社会资本对居民社区满意度的影响更大。因此，提升居民对社区的满意度更需要从感知取向入手，从提升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信任感以及互惠意识着手。另外，社区层面的社会资本的差异可以解释居民个体满意度的差异性。“社区中社会组织的数量和社区孵化的社会组织数量”对居民对社区的满意度有正向影响。由于社会结构变迁和居住空间商业化，导致社区内社会网络的封闭性和同质性加深，社区内的社会资本出现了不断弱化的趋势，社区工作已经不是简单的由政府主导，也不是政府与社会主导的二元互动，而是逐渐呈现出多元协同、多元治理的格局［26］（P75）。因此，鼓励地区性的、草根性的社区社会组织有序发展有助于切实提高社会协同治理水平和社区社会资本的质量。

第三，在微观层面上，优化社会资本的路径是扩大个体行动者的社会网络规模，提高其社会网络的异质性。有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城乡居民社会网络结构的特征表现为规模较小、趋同性较高、异质性较低、关系的密度较高［27］（P116）［28］（P7-8）。人们往往过多地投资于高密度的亲缘和地缘等强关系网络，不注重弱关系网络的构建，形成了封闭的、低质量的社会网络资本［29］（P79）。虽然强关系网络在常态和危机时期有助于求助者获得社会网络成员的情感支持和工具性帮助，但是不利于其获得异质性的稀缺资源。因此，建立更多的向普通居民开放的公共社会空间，鼓励人们跨界、跨阶层交往，进一步破除阻碍社会成员地域迁移和社会流动的法律限制，为人们构建多元化、异质性的社会网络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是促进个人层面的社会资本从封闭走向开放、从“特殊信任”转向“普遍信任”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