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安然

引 言

“生孝”与“死孝”描述了两种服丧状态，二者的对立出现首见于《世说新语》中，《德行第一》第17则记载：

王戎、和峤同时遭大丧，俱以孝称。王鸡骨支床，和哭泣备礼。武帝谓刘仲雄曰：“卿数省王、和不？闻和哀苦过礼，使人忧之。”仲雄曰：“和峤虽礼备，神气不损；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臣以和峤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应忧峤，而应忧戎。”[1]

晋武帝司马炎主政时期，王戎与和峤二人同居母丧，和峤以礼法自守、戒持谨慎，纵使是忧伤哭泣也合乎规矩，此乃生孝；王戎不拘礼制、酒肉不误，然容貌憔悴、形销骨立，此乃死孝。二人服丧之情貌虽完全不同，但时人皆以孝称，说明此两种服丧形式在当时都是被接纳认可的，都是孝子的表现。然孝之与否不能空口妄言，孝作为儒家文化中的核心伦理范畴，义理丰富、论述充详，讫于王、和所处之魏晋时期已积累了大量材料，故其二人之孝名是否成立、是否合理，本文将结合《孝经》对这两个问题进行简要论述。

一、以《孝经》解读魏晋时期“生孝、死孝”的合理性

魏晋上承两汉，汉最尊孝道，以孝治天下。汉初举孝廉取士，汉武帝时又增设孝经博士，孝道成为汉朝正统统治思想，“使天下诵《孝经》”[2]，郑玄评价《孝经》为“三才之经纬，五行之纲纪”[3]。郑玄乃东汉末年之鸿儒，编注群经，他能称赞《孝经》为贯穿天地人、统领五行的法则，除本身对《孝经》的高度认可外，与当时极其重视《孝经》的社会风气及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孝既具人伦特点，也具政治特色，孝不再只是个人美德，更具有公共规范的意义，在社会生活和思想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