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若

早在20世纪30年代，《歌德谈话录》就已译介到中国，至今已有多个中译本，其中不乏具有较高名望与深厚翻译功底的译家之作。细读译本，可以看到不同译者在翻译主题与内容的选择、译文风格等方面的不同之处，这既有不同译者对于原作理解和阐释的差异原因，也有时代发展带来的读者语言习惯与社会文化的变化原因。《歌德谈话录》重译现象所体现出的译者、译文读者期待视野变化及其对文学翻译的影响令人深思。

一、接受理论

接受理论提出之前的历代作家和文学评论家普遍认为，作者和作品是文学创作的中心。而姚斯1967年提出的接受理论摒弃了以往学者们陈旧的看法，首次把作品和读者的关系放在文学研究的重要位置，肯定了读者对于作品意义和审美价值的创造性作用，认为作品的意义既有作者赋予的，也有读者赋予的，是二者的结合体，而这其中读者的赋予则更加重要[1]。是读者的阅读让文学创作的价值得以体现，而不同的读者在原文规定下的不同理解与阐释给予了文本不同的意义。

期待视野是接受理论的重要概念之一，是指读者因具有区别于他人的个人经历、文化背景、独特的思维方式与既有的知识结构等，在接触文本内容之前就对作品有所期待与预估。读者的阅读并非被动地接受[2]。这一理论的提出让文学创作开始重视读者作为接受者的审美。读者的期待视野包括对文本的形式和内容的期待，如文学形式、语言特色、表达方式、作品主题、人物情感等[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