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立文

语言是人与社会的媒介。人类创造语言以显示自身的存在，并同时作为联系社会的工具。所以洛克说：“上帝既然意在使人成为一个社会动物，因此他不仅把人造得具有某种倾向，在必然条件之下来同他底同胞为伍，而且还供给了人以语言，以为组织社会的工具，公共纽带。”[1]在之后的人类历史发展中，语言作为媒介的功能在时间和空间的维度上不断得到拓展，而且产生出了文字、书籍、报纸、广播、电视等新的媒介形式。每一种新的媒介手段的出现都内含了更为复杂的技术，同时也使得人、媒介、社会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复杂。过去，媒介是人类自身的延伸，人类通过使用媒介来认知自我认知世界，表达对自我和世界的看法，确认自身在世界的位置并与他者发生关系；现在，人与媒介直接的联系被众多的因素所隔离，媒介不再是人类自身的延伸，对媒介的控制变得越来越力不从心，鞭长莫及，甚至于越来越感觉到媒介正在反过来加强对人类自身的控制。在西方以及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中，个体从摇篮到坟墓都沉浸在某种媒体与消费者的社会里。“新闻出版把人的心灵持续地置于它的影响之下。”[2]个体只能或者已经习惯于接受媒体推行的关于人与世界的看法，并不由自主地约束自己的认知和行动，尽量做到与媒体保持一致。这样，人之所以为人的某种倾向性日渐消失，社会也就变得不健全。

人、媒介、社会之间关系的这种异化有政治、经济、文化的原因，现实的相关性导致对它的研究更多地着眼于当下的分析和批判，在分析和批判中呈现媒介与权力合谋掌控大众的世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