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 敏

一、引言

“动”和“静”是中国文化中很重要的一对哲学范畴，中国人的动静观落足于“动”与“静”的关系上。从老子到王夫之，对于动静关系的讨论从“静为动本”到“动静相涵”，再到“动静不可偏废”，反映了中国古代对于事物运动的认识有这样的变化：从割裂动静关系到承认动静一体的发展。以周敦颐为例，他认为静止和动荡是相对而言的两种运动状态,它们都表现为“生”的运动,且互相依存和转化[1]。可见，中国人讲究“平衡”，动静一体才能达到平衡，而在平衡中，“动”并非纯粹的运动，“静”也并且纯粹的静止，“动”和“静”是相存相依的。

动静一体的文化思维在语言上表现为汉语自己与生俱来的特点——汉语一个基本单位同时具有一静一动两个有机关联的意义[2]。如“舜在床琴”和“鱼肉百姓”，其中的“琴”“鱼肉”在句中是动词，它们本身具有名词性的义项，而“弹琴”和“琴”意义上是有机关联的，这是中国人动静一体思维在语言上的反映。

汉语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从前没有的用法，特别是词汇和词组。新用法产生、流行、固定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受到了质疑，尤其是在西方形式语法大行其道的时期，这些“不合语法”的新构式为何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第一，语言经济原则对语音、词汇和语法各个层面的变化都有支配性的影响[3]。此外，在中国人的文化思维中，相较于繁复，简约、简洁更为人所接受，中国人“尚简”的文化精神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新产生的构式一般结构短小、内容简洁，这是语言的经济性与中国人“尚简”的文化精神共同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