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曼琳

(四川外国语大学 俄语学院，重庆 400031)

0 引言

阿赫玛托娃在国内的译介最早始于1929年郭沫若和李一氓从德文翻译的两首诗，之后经历了几十年的空白期，1979年劳戈翻译诗人的《简略的自述》才又开启了当代的阿赫玛托娃研究。时至今日，尽管学界对阿赫玛托娃创作的研究兴趣日隆，但应当说，我们还远未真正了解其创作。亚·伊·巴甫洛夫斯基(А.И. Павловский)1966年对诗人创作的评论到现在也不失其公允：“阿赫玛托娃的创作比许多读者想象的更宽，更深，所有人对她的了解还很不够，还仍然流于表面，甚至可以说，比较狭隘。”(Павловский А.И. 1982：176)实际上，直至今日，读者对阿赫玛托娃的了解仍然停留在其早期作品及其荣誉，即从《黄昏》(Вечер，1912)、《念珠》(Четки，1914)、《白色的鸟群》(Белая стая，1917)、《车前草》(Подорожник，1921)到《耶稣纪元》(AnnoDomini，1922)的前五部诗集。这五部诗集出版的时间非常密集，从1912年至1922年仅仅十年。按俄罗斯著名语文学家加斯帕罗夫的统计，诗人从1904年到1922年的18年间写下了其全部创作51%的诗作，而之后直至1940年是其创作生涯中一个特殊的时期，此时其作品不能出版，在这个大家认为的“沉默阶段”只写了其创作5%的作品(Гаспаров М.Л.，1997：478)，然而，这个所谓的“沉默阶段”却造就了阿赫玛托娃创作风格的巨大转向。阿赫玛托娃的早期诗风和成熟时期的诗风差异很大，这一点诗人自己在日记中曾有记载：“1936年我重新开始写诗，但我的手法变了，声音也与以往不同……回到最初的风格已不可能。”(Виленкин В.Я.，1982：479)按日尔蒙斯基的说法：“创作的转向让阿赫玛托娃变得更加复杂，从更广义的角度说，变成更具现代性的作家，手法的创新尽管没有动摇其艺术的经典法则，但是却给批评提出了更加艰巨的新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