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冰滢

（南昌大学 人文学院，江西南昌 330031）

1919年，五四运动风起云涌，中国知识分子们越来越意识到一个事实——旧文化、旧思想的沉疴已严重影响社会进步和民族意识的觉醒。在那个变革与因袭相冲突、新鲜与陈旧相混溶的时代，他们率先奔走呼告，以笔为剑、以纸为营，满怀激情地投身于时代热潮，致力于思想启蒙工作，成为文化批判的先锋。陈独秀创立的《新青年》是适应启蒙思想要求的第一份刊物，它率先高举反封建文化旗帜。随后，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新思潮的意义》，提出打破封建传统文化、解放思想的要求。知识分子们力图从精神上挽救民族于危亡之中，他们批判接受封建文化，倡导白话文小说，崇尚民主、科学精神，通过翻译西方作品传播西方新思想。个性解放、婚姻自由、人格尊严、反抗压迫等诸多关键词，一跃成为他们的新追求、新价值。一种以个性解放、婚姻自由、人格尊严、反抗压迫等为新价值追求，倡导白话文小说的文学形式——“五四”文学应运而生。

在周宪的理论里，现代性主要包含了两个基本层面含义，其中“一个层面是社会的现代化，它体现出启蒙现代性的理性主义对社会生活的广泛渗透和制约”[1]。笔者以为，“五四”文学通过揭露社会弊病、启发民众思考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社会生活，以这样的理性主义推动思想、社会现代化进程，其核心内涵是“使人告别奴隶状态，做一个独立自主之人；告别蒙昧状态，做一个心明眼亮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