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先飞

1932年2-4月，周作人应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沈兼士邀请，以“中国的新文学运动”为题连续做了8次讲演，随后经周作人校阅邓恭三记录稿，易名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于同年9月10日由北平人文书局出版。令人始料不及的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这次普通的学术活动竟然迅速演变成为一场辐射广泛、社会效应巨大的话语事件，热度延续至1934年周作人“五十自寿诗”话语事件。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话语事件中，京派领袖周作人高调亮相，其独特发声具有丰富的话题性以及鲜明的派别性、针对性、挑战性。周作人的门生、同调与报刊媒体、出版商等对周作人有意吹捧、大肆宣传，在社会上掀动波澜，直接带动了“小品文热”，绌“载道”而捧“言志”成为一时风尚。这些现象引起社会文化界、左翼思想界、学术研究界的激烈争论与尖锐批评，这些丰富的思想对话在历史思考、现实批判、学术研讨方面均达到较高水准。在这场人员构成复杂，整体气氛激烈、紧张的话语事件过程中，各类群体间的对话存在着明显的错位。尽管他们措辞激烈、语调高昂，呈现出气势逼人的辩论态势，但他们之间极少发生切实的交流和真实的思想碰撞，分明是在各说各话。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话语事件成为周作人研究史上的重要节点，决定了周作人研究活动的基本形态与范式。国人对周作人的论说始于新文化运动，首次集中讨论出现在“革命文学”论争后，一批左翼青年应和潮流，在北京《新晨报》对周作人做出激烈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