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时间”到“意义”
—— 现代性时间结构中的《活着》
2021-03-06佘国秀
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6期
佘国秀
(成都大学中国-东盟艺术学院,四川成都 610106)
《活着》作为一部具有高度哲学命义的当代小说,体现了作者余华对叙事时间的自由建构与解构。余华在《活着》的多重文本结构中,以不同的叙事时间历时呈现同一文本的多重叙述维度,在读者、作者(余华)、“我”(乡间采风者)、福贵的时间体验中消解了虚构文本的历时性叙事,使文本中的虚构元素在心理空间中并置,形成一种内在的召唤结构。正如保罗·利科(Paul Ricoeur)在《时间与叙事》(Time and Narrative)中所言及的,“小说汇聚了运用于现象学的时间主题和它的迷阵的想象性变异”[1],即虚构的时间体验是对时间的想象性变异。《活着》对小说文本时间的灵活把握体现了余华在现代性时间结构中对现实的重构与想象,笔者对这一小说文本的时间结构以及时间结构之下的空间无时结构分析,有助于厘清时间文本叙事与意义指向、文学想象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复杂关系。
美国艺术史家大卫·卡里尔(David Carrier)在《视觉艺术写作》(Writing about Visual Art)一书中曾对小说叙事、艺术史叙事与哲学叙事进行比较,并指出“任何叙事都是对时间的阅读”[2]84。他结合20世纪80年代法国叙事学家与海登·怀特的新历史主义观,认为“不应当将文本的叙事结构和世界的本质混淆”[2]40。文本叙事是对时间的回溯体验,而世界是由事件组成的,除了被作者精心组织外,缺乏任何固有的时间秩序。实际上,大卫·卡里尔已将叙事纳入到自在物世界,即主体可以感知的世界。在“叙事是对时间的阅读”这一理念的观照下,作为虚构文本的《活着》,存在四重时间叙述的关系,由内而外分别为:福贵对自己一生的时间回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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