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凌峰

我是一个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人，那时候，出行依靠的是“十一”型的双脚，吃的是可数清房顶横条的稀饭，我家在桂中南的一个大石山区，村子很小，只有八十多户，共四百余人。从我住的小山村到最近的集镇，要经三个山坳、两个山？，走近八公里的山路。当时，我家上有七十多岁的祖父、祖母。下有从大学生到刚上小学的六个兄弟姐妹，全家十口人，只有我父母两个主要劳动力。在日工只有三角八分的大集体时代，我家生活困难程度可想而知。从山村到集镇，虽然已开通一条三米宽的盘山机耕路，但想坐车子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只不过是个梦想，全村八十多户人家，只有一家有人在供销社任职，有一架“黑加洛”老式单车，当他骑车从村口飞过时，白色的衫衣如蝴蝶一般飞过。坐车就成了我的梦想、我的向往；只要有一辆自行车，我也可以如风般飞快地去任何我想去的地方，有一架自行车是我的梦想，也是我一家人的梦想。

1971年，我母亲用三年多节衣缩食节约出来的110元钱，加上从七八户亲友家中又借了70多元钱，从一名供销社干部手中购来一部人家已经骑了四年多的七成新“飞鸽”自行车。钱交出去，车拖回家时，全家都乐疯了。我家终于也成了有车一族，尽管车是人家骑了几年的旧车，但在小山村中也是值得傲娇的。这可是我们这个山村中的第二架自行车，这也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当时，我父亲、母亲已经近五十，不和孩子们争骑自行车，车子都给已读上高中的大哥与初中已毕业的二哥骑。……